□ 施敏

　　《收获》是我钟爱的文学期刊，也是我最喜欢收藏的杂志。作家陈村曾评价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于我而言，这赞誉绝非虚言。

　　于是常常想，那个思想解冻、万物复苏的八十年代初，《收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日，在一个不起眼旧书摊上，一本泛黄的杂志悄然闯入眼帘，封面素净，两个朴拙的大字——《收获》。凑近细看，封面上赫然印着：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这不正是我穷搜苦索、梦寐以求的那一期吗？尽管纸页已泛黄发脆，我仍如获至宝般收入囊中。

　　翻开这本沉甸甸的杂志，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四十六年前的时光之门。

　　一九八〇年是《收获》再度复刊后的第二年。关于这一年，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评选（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度）中，《收获》刊载的获奖作品如下：一等奖，谌容的《人到中年》（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同期刊载）。

　　这本意外的《收获》，那两篇日后被视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标志的作品，在目录中赫然列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彼时的读者们，正饥渴地寻找着能叩击心灵的文字。而《收获》没有辜负这份期待，它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发表了一系列关注现实、思考重大社会问题的力作。

　　《人到中年》讲述的是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故事。她因工作与家庭的重负积劳成疾，濒临死亡。这篇小说曾让无数中年知识分子在灯下落泪，它不仅真实再现了那一代人的生存困境，更深刻剖析了围绕知识分子问题折射出的社会疾患。后来，这篇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经典。

　　而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则更具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小说讲述了李家寨大队书记李铜钟，为救百姓于饥荒，开仓借粮最终沦为“罪犯”的故事。它塑造了一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虽败犹荣的英雄形象。

　　关于这篇小说的发表，还有一段幕后故事：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张一弓，怀着忐忑将这篇饱含热泪的稿件投往上海，不到二十天便收到了确认回信。当时这篇小说曾面临巨大的压力，甚至有部门明确反对发表。但巴金先生力排众议，最终拍版，坚持要将这篇直面历史真相的作品呈现给读者。这份勇气与担当，或许正是《收获》能在那个年代屹立不倒的灵魂所在。

　　在杂志的末尾，是一篇名为《冷遇》的长篇历史小说连载，作者署名“徐建业”，这名字好生熟悉。我猛然想起家中藏有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莫非是同一人？回家翻检，果然，在复旦大学郭绍虞先生为《金瓯缺》所作的序言中找到了印证：

　　“我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收获》中读到徐兴业同志的《冷遇》一文，即觉得徐氏的学识与才华，均不弱于姚氏，二难相并，堪称双璧……管窥一豹，我虽只读过他的《冷遇》，但我满怀热情愿意推荐这部作品。就因徐氏写出了当时一般忠臣义士的共同心愿，用细致的笔触，抒民族之正气，值得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这偶然的发现，让这期杂志在我心中的分量又重了几分。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收获》面世时，我还是一个在幼儿园流鼻涕、玩泥巴的懵懂小儿。时隔四十六载，我才得以完整地读完这期足以载入当代文学史的刊物。四篇中篇、一篇短篇、一部回忆录、三篇随笔，还有两部长篇连载……这些文字，如今都已化作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坐标。

　　这，就是一九八〇年代《收获》的样子：清新朴素，兼容并包；保持独立的姿态，不跟潮，不摇摆，不看风向。

　　合上书本，那个微寒的初冬仿佛就在眼前。我仿佛看到千百万人捧读这些文字时的激动神情，那是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渴望，是感受到了新时代降临征兆的振奋。

　　回味着，回味着，阅读时的感触，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弥漫在心头，久久难以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