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是毛笔文化时代的产物。

　　优秀的文人书法，那率直随心的笔画结构，那变幻灵动的笔墨线条，无不叫人赏心悦目，一唱三叹。

　　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人书法，应该是李白的《上阳台帖》。《宣和书谱》说李白“不特以诗名也”，“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李白狂放不羁，浪漫主义诗风至今余韵不绝，书法则为诗名所掩。《上阳台帖》二十四个字，墨迹为：“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我没有见过真迹，但即便展开印刷品，你也会感到苍劲雅健之风扑面而来，再细看那提按顿挫，不由地让你叫绝。展玩之间，李白那入世而不为重用，出世而心有不甘的矛盾痛楚跃然纸上。

　　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杜牧也有墨迹存世，那就是《宣和书谱》上著录的《张好好诗》。《宣和书谱》说：唐代的“词人墨客，落笔便有佳处，况如杜牧等辈耶！”这幅行书，虽经宋徽宗等人收藏，但直到明代董其昌的推荐，才为世人所重。董其昌说它“深得六朝人风韵”，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张好好诗》明显自王羲之脱胎而来，但却避免了模仿。字与字的连接，空间节奏的变化，自然而流畅，立足于唐代，又超越了唐代一般的风格。清代书家杨守敬在《学书迩言》里说它：“疏散而不立格，然自是别裁”，可谓一语中的。

　　宋代的文人书法，总是离不开苏（轼）米（芾）蔡（襄）黄（庭坚）。对这四位文人，沈从文在四十年代末就有评点，虽属尖刻，也不失率直：“即以四大家而论，米称俊爽豪放，苏称妩媚温润，黄号秀挺老成，蔡号独得大王草法；其实则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又说：“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沈先生的议论自然是一家之言，多有偏颇，但他把宋四家的基本特点抓住了，显示出极高的审美鉴赏功力，很值得参考。

　　元代的文人，善书者亦有不少。我最欣赏的有诗人鲜于枢的草书，他的《石鼓歌》经常把玩于案头；有散曲家冯子振的行草书，史称冯子振“不以书名”，其实他于书艺造诣颇深，堪称元代书坛名家。

　　明清两代，我是看了五百多通文人的尺牍手札，才粗粗悟出晋人风韵和唐人法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深刻性。《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厚厚五大册，四百零五通，《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看了十年，仍然爱不释手。除了书法艺术价值，前代文人之哭笑愁叹，七情尽在，品嚼再三，回味无穷。

　　近现代的文人书法，要算潘亦孚编辑出版的《百年文人墨迹》最为齐全。一百二十多件，正草隶篆，光芒四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马一浮、胡适、林语堂、柳亚子、郭沫若、叶圣陶、冯友兰、茅盾、郁达夫、田汉、沈从文、聂绀弩、傅雷、钱钟书等人最为眼熟。可惜缺了陈寅恪、吴宓。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近代最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之一，他尚碑弃帖，书法追求苍莽雄奇的效果，一生到处题字，写字无数，最喜欢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但很多字却笔不从心。梁任公的字谨守法度，有秀逸之气，挺拔中略见锋芒，政治家和学者的气质同在。

　　郭沫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学术成就辉煌，在文学、历史、考古、戏剧、翻译等多方面都有伟大的业绩。解放后又担任高官，眼界也颇宽广。可是奸佞康生却瞧不起他的书法，尖刻而离谱地声称：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见陈烈著《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平心而论，康生的字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可说是有一定造诣的，但要与郭沫若相比，未免自大而浅薄。郭沫若是甲骨、金文专家，从早年接受书法启蒙起，不但于“二王”有所临习和研究，其他如唐宋各家流派均有涉猎，早期的书法洒脱自然，洋溢晋唐风致，后来的字，虽说有些粗疏，过于狂放不羁，但时代气息很强，细细看，还是颇有神采。

　　傅雷是一位大翻译家，最熟外国文学，可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艺术的深刻认识，以及在这两方面的修养，从他的书法中就能推测出来。细腻、飘逸、端正的蝇头小楷，整篇充溢着诗意，如果放大了看每一个字，更给人以精致而可雅俗共赏的审美感觉。

　　钱钟书是声名赫赫的学界泰斗，通晓多种外语，继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并拍成电视片后，更是家喻户晓。他纯粹的翻译作品几乎不见，多的是国学研究和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谈艺术的著作，如《管锥编》和《谈艺录》。他很倔强，甚至有点桀骜不驯。据说早年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要带他去见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先生时，他却不从。但是他又极低调，极自知而自制。当同为文化昆仑的陈寅恪先生逝世后，陈的后人想请钱钟书书题“陈寅恪先生之墓”七个字，他婉言谢绝，回信说“弟不工书……况小字放大、终如小婢学大夫人，纤足放成大脚，贻笑识者，玷辱贞珉”，说得恳切而谦虚，亦庄亦谐，令人感慨而肃然。其实，他的字脱俗而潇洒，方圆率性，是很耐看的。

　　如今，毛笔文化的时代是过去了，但历史文化的信息却依凭着前代文人书法这个载体永久保存了下来，书法作为艺术还在继续。我们在鉴赏学习之余，探前人之幽，解前人之情，不但其乐无穷，更能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