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惠忠
那天周日，收到陶哥微信，看到屏幕上一行字：“阿丁，我退休了，想回乡看看。你有空陪我走走吗？”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好一阵，心里估算陶哥离开崇明去外地读书、工作，一晃四十多年。期间他每次回来，都是来去匆匆。他母亲走的那次，他守完灵握着我的手说：“我妈走了，这家就像没根了。”这话沉甸甸的，压了我好多年。
一周后，我在陈家镇汽车枢纽站东面马路边等他。他准时赶到，开着一辆棕色小车，从杭州经上海长江隧桥过来。去村里的路上，陶哥开得很慢，不停往窗外看。长江隧桥通了以后，岛上的水泥路也逐步铺到每个村、每家门口。他家老屋比我想的还要破败些。长期没人住，到处是灰尘和陈迹，客堂间正墙上还贴着褪色的年画，右边墙上有一排铅笔画的笔迹，其中有一条旁边写着“儿子十四岁”。“这是我爸给我量的，”陶哥伸手摸了摸那些刻度，“每年生日量一次。最后一条是十九岁那年，后来就去杭州了。”
我们花了一下午收拾，从杂物间翻出缺口的腌菜缸，断了柄的铁铲，一本撕了封面的《新华字典》、几本刊物书籍。陶哥每样都拿在手里端详半天，像在辨认失散多年的亲人。
傍晚时分，屋子勉强能住人了，陶哥执意当晚就住下。第二天我们没开车，慢慢往东滩方向走。有些村庄拆迁多年了，在原来的位置造了大学、商务办公楼等，曾经一个个生产队路口，竖立红庄路、繁郁路、中滨路等路牌，仿佛走进了城里。留着的村庄，都辟出一块公共绿地，有多种健身器材，见到几位老人在锻炼，下象棋，或者端着茶杯聊天。陶哥驻足看了一会儿：“从前这里是社场，”陶哥瞄我一眼，“秋粮收下后晒满稻谷，沟边堆起一排排两人高的柴垛，我们藏在柴垛间空隙里，当成战壕干仗。”他眼眶突然红了，转身继续走。
在东滩，我们不仅看到河边伫立的白鹭，还见到两只苍鹭，一群鸻鸟在芦苇荡突然飞起，在空中变换队形，翅膀发出飒飒声响。来到长江南泓道入海口，我们坐在芦苇荡伸向江中的石剑上，陶哥画了几幅速写。接着，他去摘取一把芦叶，跟我提起一件往事。那时陶哥的母亲还在，凑巧是端午节，小队里女人看到他回家，都聚在一起帮忙包粽子。包粽子是细活，自然落到女人头上。不过真正能将一只粽子包裹成卖相好看的，也就他的母亲。他记得那天，小院子一块泥地，众人或坐或站着包粽子，热闹得像过美食节。一大盆馅料，有糯米、花生粒、红枣；另一盆带水浸泡的粽叶，叶片粘在一起，随便取一叶又柔滑地带出水。包粽子前，碧青的芦叶经蒸煮变成淡紫色，躺在盆中散发出一股清香。这是来自长江边的芦苇叶，又长又宽。
在家时，他每年端午节吃粽子，但并没有仔细看过粽子是怎样包成的。这一次不同，陶哥将目光朝母亲看去，见她先从盆里轻轻捞取四片芦叶排叠在手掌心，将叶根部牙齿形用剪刀裁掉，一手托住，另一手的食指和中指卷起叶片成喇叭状，先头那只手的大拇指压住，这样腾出一手抓一只白瓷勺伸向盛放馅料的盆中，几勺糯米垫底，中间层铺几粒花生，两颗红枣，上面再压几勺糯米。接着，伸展的叶片一点点盘起，刚好盖住馅料，另取一片叶封口，粽子中腰穿一根带有针眼的针，余下叶梢穿过针眼，拉到另一边收住口子。为防止烧煮时馅料胀破粽叶，外围还得缠绕两圈细棉纱绳。他看了一下时间，母亲包裹一只粽子用时七八分钟。他问母亲这手法是快是慢，她承认算是慢的。他忖度这一大盆馅料，要是母亲一个人要包到何时？难怪母亲以前都是半夜三更起床包粽子，待他早晨醒来就嗅到粽子香了。
我们坐着闲聊，不知过了多久，潮水开始上涨，风也有点疾。陶哥收起画笔和几片芦叶，他蹲下身，伸手触摸涌上来的江水。他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装了半瓶江水，对着光看：“还是这样，黄里透褐，混着长江源头来的泥沙，永远这个颜色。谁能想到，入海口变成一座岛屿，是我的出生地，我也是长江的一粒沙子。”
那天傍晚，我领陶哥去看那个正在施工的地铁站。围挡立着，吊车耸立，站牌效果图上写着“陈家镇站”。开通后，从这儿去南京路，不到一个钟头。陶哥说，老家确实变了。
接下来几天，我陪他重走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陶哥都站一会儿，不说话，只是看，有时候摸出手机拍张照。他的眼神很复杂，我说不清那里面是怀念、感伤，还是别的什么。
河岸边，他熟练地折下一茎芦苇，剔除内瓤，做成哨子。苍凉的鸣声贴着水面低飞，惊起两三只白鹭。那一刻，他的侧影与身后无边的绿野融为一体，仿佛他从来就是这片土地生长出的另一株植物，只是曾经被移栽到别处。
在祖屋的墙基旁，他长久沉默。然后弯腰，从荒草间拾起半块青瓦片，那是童年时打水漂的至爱。他用袖口擦了擦，放进衣袋——这个动作那样自然，让我突然明白：所谓故乡，就是你依然觉得自己有权捡起它的一块碎片，并确信它永远属于你。
陶哥决定修葺老屋。他请设计师保留客堂间那面有刻度的墙，只是做了加固。师傅们干活时，陶哥就在旁边打下手，递工具，搬材料。中午，他请大家吃饭，从镇上饭店订的菜，摆在新打的木工桌上。工头老张说：“陶哥，地铁通了，你这房子可要升值喽。”他笑笑：“不卖，自己住。”老张又说：“那是，根在这儿呢。”
根这个字，让我心里一颤。我看向陶哥，他正仰头喝汤，两鬓白发一闪，喉结滚动着。
房子修了一个月。完工那天，他站在焕然一新的老屋里，从客堂间走到厨房，从卧室走到后院，每个角落都摸一遍。新刷的墙还带着石灰味，新铺的地砖光可鉴人，只有那面旧墙还在，像在诉说着什么。“我想在这里摆张书桌，想安静地看书、画画，”他指着东窗下，“早上能看见日出。”
搬家没惊动太多人，就几个老邻居来帮忙，抬着新买的家具，乐呵呵的。陶哥站在门口开心地递烟倒茶。安顿好后，他正式开始了乡村生活，拾起青年时代爱好的绘画艺术，要为自己画下扎根的线条。
不久前，陶哥回了趟杭州处理房子。回来时装了一车东西，几千本书，画册画框，一些旧物件，还有妻子的一幅遗像——他的妻子七年前病逝了。
入冬后，崇明的湿冷如期而至。有一天，我请陶哥在裕鸿路西头新虹楼饭店用餐。饭后我们在开阔的院子里散步，那天很冷，空气却清冽，能看见很多星星。
陶哥忽然说，“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什么是根。”我等着他说下去。“以前觉得根是这房子，这地，这钱财。现在觉得，根是记忆，是一种怀念先辈的共同记忆。”他指着天空，“就像这些星星，看起来散，其实在一个银河系里。村庄里每个人都是一颗星，记忆是连着我们的引力。”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些。于是，我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