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希文

　　最近准备翻建房屋，整理东西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全国粮票。那是一张1965年版的全国通用伍市斤粮票，票面以粽红色和淡绿色为主，上方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字样，中央醒目地标注着“伍市斤”的面值。主图案是一座水利发电站和农田水利图景，周围衬以麦穗和齿轮。看着它，我的思绪一下子就拉回到了那些使用粮票的日子里。

　　我依稀记得，那时我们农村家庭粮票很紧缺，需要用粮食去兑换，而城市家庭是按月发放的。物以稀为贵，也就有了黑市，有了地下买卖，有了走村串户贩卖粮票的黄牛。一般两毛钱一斤，一毛八、一毛六的也有，最高时卖到两毛二一斤。出门在外，上街买粮食或糕饼之类的东西，光有钱还真不行——没有粮票，人家不卖。也有人没钱买粮票，就用芝麻换，一斤芝麻换四斤粮票；用黄豆换，一斤黄豆换两斤或三斤粮票；还有用鸡鸭换的。

　　有一年临近春节，家里想弄点粮票，好买些糕点改善生活。母亲叫我弟弟拿一只北京鸭到堡镇码头去换点粮票。那只北京鸭又大又肥，足有十斤重。临走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多换点粮票。弟弟倒也争气，换了不少——二十七斤。可到家后翻遍全身，那二十七斤粮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弟弟急得号啕大哭，母亲也是一顿臭骂，差点拳脚相加。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算了。那年春节，糕饼自然是没了。

　　更有甚者，邻居黄阿婆也养了一只大公鸡，想拿到镇上换点粮票。黄阿婆六十多了，丈夫走得早，跟小儿子一起生活。那天她起了个大早，想给公鸡增加点重量，就拼命喂鸡食。天黑鸡不肯吃，她就硬掰开鸡的嘴，把糠团灌进去。天刚蒙蒙亮，还有点黑，那时候又没有电灯，而且这种事还得偷偷摸摸地干。黄阿婆刚到街口，就有一个小伙子凑上来问。黄阿婆喜出望外，赶紧迎上去。小伙子示意她到旁边说话，两人讨价还价，最后敲定三十斤地方粮票。黄阿婆眼睛不好，天又没亮透，她数了数张数不少。她捧着刚换来的粮票，嘴角微微翘着，像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眼角的皱纹都挤成了一团欢喜。那只养了许久的大公鸡刚被人抱走，心里虽有不舍，可一想到换来了那么多粮票，便只顾暗自得意，连对方脚步匆匆离去都没放在心上。她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告诉儿子大公鸡换了个好价钱，同时伸出干瘦的手，从胸口的一只布包里摸出粮票给儿子看，说是三十斤地方粮票。儿子一看，什么地方粮票？全是香烟壳子上的封皮！黄阿婆顿时急了，脸上的笑意像被风吹散的烟，渐渐淡了。皱纹更深了，嘴唇轻轻哆嗦着，连哭带骂：“杀千刀的，杀千刀的！”可也没有办法，哪里去找那个小伙子？最后还是儿子摸出几斤粮票安慰她，才平息了老人心中的怨气。

　　邻居李嫂家有台缝纫机，经常给人做衣服，收入还算不错。她有个六岁的儿子叫成兵，有点皮。有一天，成兵偷偷拿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跑去小卖部买雪饼吃。小卖部阿姨问他：“你有粮票吗？”成兵慌了，他没有粮票。阿姨告诉他，没有粮票真不好卖。小成兵垂头丧气地往家走，心想：这张钞票既然买不了雪饼，回去要是让妈妈发现，还不如丢了算了。于是他走一步撕一下，走一步撕一下，把钱扔了。幸好被一个好心的阿姨看到，帮忙把撕碎的钞票捡起来，又把他送回了家。可那五元钱已经拼不起来了，偷拿钞票的事也“穿帮”了。小成兵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打。

　　还有一次，母亲叫我去买二斤面条，我兴冲冲就去了。那时候面店少，挤了很多人。好一会儿我才挤到前面，说：“买二斤面条。”营业员称好面条，我付钱付粮票，可翻遍口袋只找到一斤九两半。营业员轻声说：“少半两粮票，真不好卖。”我红着脸，尴尬地笑笑，站在那里。后面的人催着：“快点快点！”我只好一咬牙：“那就买一斤九两吧。”

　　退出人群走在路上，我心里那个尴尬劲儿真不是滋味——我连半两粮票都拿不出来。那点小小的难堪，不大，却扎心。那是苦日子里，最细碎也是最真实的窘迫。如今那张伍市斤的粮票，静静地躺在我的掌心里，早已失去了购粮功能，却成了一枚时代的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