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锦涛
这个夏天，高温不敢出门，躲在家里读张绥娟散文。
以前陆陆续续在《崇明报》上读过。张是崇明人，写的是崇明的人和事，读来有一种亲切感。现在，她把这几年来所写的文字结集，让我有了完整通读的机会。如果你恰好也是崇明人，且年龄与其相仿，那么，张文所述的一件件过去的事，是会引起你对过去时代的回忆的。即使她在说自己的亲人，父母亲，祖父母，舅舅，浓浓的乡土情，也会让你想到自己的亲人。有的篇章，甚至要勾出眼泪的。如果你不是崇明人，那也不要紧，你正好通过这些短文，了解崇明的人，崇明的事，现在的，过去的，崇明人的善良勤劳，崇明风土的纯朴美好。乡村之间有相通的元素，一些元素，或与你的经历重合，你从中会读出不同的况味。
文章都不长，三言两语一口气读完，写起来仿佛随意而为，好读。
她写陪父母逛街，逛到服装店门口，父亲说：“你们进去，我在门口等你们。”于是母亲和女儿挑衣服，看中一件，母亲说：“叫你爸进来，他说可以我就买下。” 买好衣服回到大街上，一人一杯奶茶，边走边喝。母亲说：“这么贵，上海滩真是好花钱。不过，奶茶还可以，就是里面的珍珠不好吃。”母亲捏了好长一段路，没扔。父亲喝完自己的，接过母亲手里的杯子，吃起来。在家里，父母都在阳台，各自坐在小桌子前，戴着老花镜低头看报纸。父亲看完，递给母亲，像极了读书的小学生。
一篇六七百字的短文，寥寥几笔，把父母和父母之间的默契，写得栩栩如生。
她写祖母。祖母的最后时光，已经不认识人。祖母和妹妹聊天：“大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妹妹回答了。祖母再问：“那么你姐姐叫什么？”妹妹告诉她了。祖母笑道：“嘻嘻，和我大孙女的名字一样的。”读来令人心碎。作者写道：“秋天的艳阳下没有故乡的荻花，清冷的秋风中没有你絮絮的话语。可每当我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的时候，我却总是想起身材娇小的你。吃着你煮的饭，听着你讲的故事度过大半个童年的我，牢牢记着你用行动给我的激励：有了善良、勤勉和坚韧，再娇小的身躯也能顶天立地。”
她写外婆家。“记得，外婆家从不锁门。进门一张榆木桌，一只大大的‘扣篮’，揭开，总有半碗红烧肉，极香。碗橱里常有一罐腌螃蟹，南房间常有一‘绿钵’甜酒酿。外婆家的地面一尘不染，‘千脚泥’像秋天宅沟的波纹，清亮亮的。外婆家的灶上，画着钓鱼的姜太公——一位戴着宽边帽、微笑着的老人，握着鱼竿，坐着，给了我无限遐想。至今记得鱼竿是柔和的一笔，钓鱼线梦一样的轻柔。”
从小，我也在外婆家长大，她描写的场景，与我的外婆家相似，长条凳，扣篮，绿钵（我的外婆家也有一个，只是我们称其为“绿缸”），以及绿钵里的甜酒酿。即使现在想起，甜酒酿的滋味依然在舌尖上缠绕。
在作者的笔下，乡间的事物，更是生动。
她写芦苇。记忆里的田园生活，仿佛都与芦苇有关。芦苇围起的菜地，一棚番茄，一棚黄瓜，几棚山药，矮的、高的、伞形的棚；还有茄子、豆角、甜椒，都用小小的棚架固定住。冬天，田地歇了，芦苇变成太阳的颜色。一部分芦花成了老人手编芦花靴的材料，苇秆子割下做各种用具。最好的去壳压簟子，打筕晒东西用。次的请人来“推笆”，翻修房子作墙壁。也可以作屋顶，盖在椽子上，用篾丝扎紧，上面再苫了整齐的稻草，然后用网络绳固定住。也有的苇秆拿去编成半米宽的苫条，乡里粮站圈谷子用。零散的围菜园，杂乱的压簟子。推笆后剪下的，都是柴火。
在她的笔下，冬日里的暖炉、草窠，现在已经失传了，却在传递着往日的温情；童年的欢乐，从露天电影开始，从一根微不足道的油条开始……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我知道，张老师是中学语文老师，不是作家，她只是一个写作者。我想象一下她的写作状态：有了感觉，在时间的密度里见缝插针，抑制不住地写下来。这样的写作者，写出的东西往往比作家更真诚可贵。如果你是作家，尤其是专业作家，写作成了工作，就必定会“为赋新诗强说愁”，一天不写，感觉一天“颗粒无收”。硬写的东西，只看到娴熟的文字却看不到真情，所以当代作家，著作等身，却越写越坏的例子并不鲜见。张老师的文字是亲切的，自然的，因为每一短文都与她的生活有关。她不用为了写作而“深入生活”，她本身就在生活中。散文是什么？散文是最难定义的文体，最好写，也最难写。
崇明岛这个地方，占了地理的优势，被崇明人民的勤劳智慧，建设得水清岸绿，玲珑剔透。每一方土壤，每一棵树，每一条沟河，都是好的写作题材。你知道晴空里大雁飞翔的姿态吗？你知道沟河里鱼虾嬉戏的热闹吗？你知道白天阳光的明媚和夜晚明月的妖娆吗？都是好的题材，写不尽道不完的。我为张老师的散文说一声“好”。我不是评论家，说不出长篇大论，这一声“好”也叫得很“外行”，只能凭直觉。但这直觉往往最准确，不像评论家，文字抑扬顿挫有韵律，却往往是硬做出来的。我希望张老师继续写下去，同时也希望崇明的作家多写写崇明岛。
张老师的散文读完，这个夏天也快结束了。谢谢张老师，令我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获得了一份阅读的宁静和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