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秉性自强，从不轻易麻烦别人，就连对子女也一样。按崇明习俗，人逝，须即放三个鞭炮。父亲突然过世的凌晨，正当我们为鞭炮着忙时，竟然发现，在他床榻前的抽屉里，好端端地放着三个鞭炮。我真不敢相信，父亲对自己的离走，会安排得如此从容，就像他生前为人处事那样，完美而大度。

　　父亲一生躬耕劳作，在风雨飘摇中把我们兄妹七人拉扯大，艰辛和苦难没有压弯他的脊背。

　　“再苦，我也要让你们去读书。”这是我从小就深记的父亲对我们的承诺。开学，那是做孩子最期盼的事，可对父亲来说，那却是一副摆在他面前沉重而揪心的担子。那时，没有什么别的可挣钱的行档。“照蛸蜞”卖，几乎成为父亲唯一的副业。父亲总是抢在暑假开学之前，白天下田劳碌，夜晚就提着那盏由四块玻璃围着的小油灯，背着竹篓光着脚，到沟河边去“照蛸蜞”。雷雨大作的闷热暑夜，为了能多“照蛸蜞”，父亲往往顶着斗笠，披着蓑衣，早早出发了。他趟着河水，踏着陡峭的沟坡，一直到深夜才回家。有一个雷雨瓢泼的夜晚，昏暗中，父亲不小心踩在一根芦根上，那锋利的芦根尖头，差点把父亲的脚背戳穿。当父亲背着重重的篓子，滴着血，一路艰难地走回家，几乎跌倒在家门口。当我们从泥水和血水中，把浑身湿透的父亲扶起时，我才明白：父亲就是这样恪守着“再苦，也要让你们去读书”的诺言。

　　父亲少时读过几年私塾，能识字，也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正缺教少医，经人介绍，父亲被聘去一所小学代课。在极度的贫困中，父亲能谋得一份固定收入，无疑给我家带来了希望。

　　可好景不长，没多久，“反右派”浪潮就袭来了。在那年寒假的教师学习班上，父亲学校的校长被划为右派。学校许多老师为表现积极，马上与校长脱离干系，还对那位校长“深挖材料”进行批判。但父亲在整个学习班期间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学习班结束时，因“反右不力”、“立场不清”，我父亲被解聘归田。但后来，平反的校长竟成了我家的常客、父亲的挚友。父亲出殡那天，89岁高龄的他，柱着拐杖，颤颤悠悠地走到父亲的遗像前，噙着泪水，喃喃说了一句话：“你是世界上忠厚的人啊！”

　　1962年自然灾害，当时我还在初中读书。一个放学后的傍晚，因饿得慌，我和弟弟趁割羊草之际，偷偷从生产队地里拔了几棵红萝卜回家，父亲知悉后，将我们兄弟俩狠狠棒打了一顿。打完后，父亲搂着我们兄弟俩的头，含着泪说：“做人要有骨气，饿死，也不做丢人的事”！父亲的这顿棒打，在我的人生坐标上，竖起了一块永久的警示牌——要清清白白地做人。

　　我高中毕业，妹妹已在工厂上班。有一次，她在加工棉花时，不慎将头发卷入轧车的转轴上，造成严重脑伤，神志不清、惊厥狂躁。在医院，父亲日日夜夜守护着妹妹，十五个日日夜夜过去，当时就连医生都感到妹妹治愈希望渺茫时，父亲却始终咬着牙，从未有过一丝动摇的念头。后经多方寻医问药，终于把妹妹从死神手上夺了回来。父亲过世时，妹妹扑在父亲身上，默默地啜泣着，没有一句话，她只是用她那依稀还留着伤痕的脸，久久地、久久地亲吻着父亲瘦削而高高的额头……

　　父亲对自己的晚年，有着一种特别的满足感，他深深挚爱着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在看望他时，从他那爽朗的笑声里，感受到他内心的甜蜜。在1987年本县举办的家庭演唱会上，我们这个三十多人的大家庭，上台表演后竟折桂，在其中，家庭才艺展示环节，父亲以书抒意，尽情泼墨，现场草书了“中华崛起，巨龙腾飞”八个大字，不仅赢得了全场一片掌声，也是折桂的重要原因。

　　父亲，他走得太早了，我们做儿女的还来不及伺候他一顿茶饭；

　　父亲，他走得太快了，我们做儿女的还只是尽了几次缝洗的孝心；

　　父亲走了，他留在我们心中的是永远的怀念！

　　清明时节，春雨纷纷，更勾起我们对父亲的深深思念。为此，我书写一对联赠给父亲，上联是“忠诚待人、磊落处世”，下联是“挚爱儿女、恩泽永恒”，落款是我们兄妹七人用手印按成的一个“心”字。我相信，在阵阵烟焚雾霭之中，在清幽飘逸的香火气息里，在那个天国，父亲一定读到了我们的这副对子。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