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茂清

　　他，崇明人的骄傲与自豪！

　　抗战时期，红都延安乃至陕甘宁边区，识与不识，没有人不知道陈振夏的。这位中共石油史上的头号功臣，荣获毛主席“埋头苦干”题词表彰，又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称号。

　　本文要说的，则是这位“延安干部”退休还乡后，牢记初心，以两个“务必”律己，坚守与发扬着延安时期的优良作风，点点滴滴令人击节赞叹。

　　不住北京回农村

　　1972年3月，长期带病工作的陈振夏退休。“我要告老还乡回崇明去。”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伴。

　　老伴责问：当年说好的，我从崇明来保定陪你，等你退休了去北京女儿那里住，连老家的房子也送给了队里，现在怎么又要回崇明了？

　　因陈振夏体弱有病，独生女儿和女婿都在北京工作，组织上建议他去首都养老。在北京的老上级、老同事，也都劝他去那里定居，亲朋好友也是这个意思。这样既利于照应，又可享天伦之乐。

　　但陈振夏不愿领这个情，要回属于农村的家乡崇明，理由是为了减轻首都的压力。时北京等大城市因人口增长过快，住房分配、物资供应紧张，中央采取企业内迁、工人下放、知青上山下乡等加以疏散。他看在眼里，有心为国分忧。

　　女儿说：“多你一个，城市压力就大啦？”

　　他针锋相对：“都像你这么说这么做，大家赖在城市里，那还了得？”

　　女儿女婿再三劝导说，俗话养儿防老，同住北京，朝夕相处，我们正可尽人子之责。再说首都的条件比崇明好得多，包管你们生活得舒舒服服。

　　陈振夏仍听不进，说崇明四面环水，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利于养老，我们定会过得称心如意。

　　大院里的邻居挽留说，北京不去的话，就长住在保定吧，我们亲亲热热相处惯了，真还舍不得你走呢！

　　三岁定八十，陈振夏还是早年的脾气，认准了要做的事，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回，坚持北京不去，保定不住，回老家崇明岛。

　　最终的胜利，属于陈振夏。

　　这时候的他，堪称满身光环：荣获毛主席亲笔题词表彰、边区政府颁发的奖状，位在河北省政协常委、保定市政协副主席，身任大型国营企业保定机床厂厂长、行政干部十三级。

　　安家费上交新公房不要

　　刚回家乡的陈振夏，就叫人刮目相看。这倒并非像古人衣锦还乡炫耀富贵的轰动，而是把延安作风带回家乡，引发的反响。

　　《崇明县志·人物卷》记载，按陈振夏的级别，可享受300元的安家费。他想到国家还有困难，决定放弃。说自己有工资，够用了，安家费还给公家，聚沙成塔建设社会主义。

　　经办人再三请他去签名领取，他不来；钞票送上门去，他不收。

　　当时的300元，相当于一般干部10个月的工资呐！

　　消息在县委组织组乃至整个县级机关里传开了，交口赞誉：“公而忘私的好榜样！”“到底是延安干部老红军，名不虚传！”“一下子上交300元，实在少见！”

　　陈振夏名下原有5间房子，2间是立嗣继承伯母的，1956年由老伴卖掉了，1965年老伴去保定时，他将另外3间无偿送给了队里，分别作了下伸店和仓库，就此成了“无产阶级”。

　　县委组织部门分管老干部的朱组长朱告诉他：保定方面已会同崇明有关部门，正在为他设计一幢新房。他一口拒绝：“我不要，我和群众一样分配住房。有言在先，即使造好了也不会搬进去的。”

　　话说得斩钉截铁，朱组长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因一时还没有新的公房分配，便把城桥镇金守备弄的3小间旧平房给了他，表示歉意外，特地说明：这是过渡性的。

　　有新楼盘建成分配了，组织上首先考虑陈振夏，通知他去看房选择，他推辞说，住在这里很好，用不着换了。

　　朱组长说这里太狭小，生活设施也不完备，你是延安时期过来的老干部，应当享受好一点的。

　　陈振夏说：“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住草屋，到延安后住的是窑洞，苦惯了。现在住上了瓦屋，相比过去好了许多，很满足了。据我所知，城桥地区住房困难户多的是，吃饭住宿挤在一间房子里的还不少，先分给他们吧。”

　　据县委《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以后几年里，几十栋新楼落成，组织上又曾多次催促他挑选。他一如既往谢绝了，在低矮潮湿的旧房子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直至终老。

　　嗣承伯母的2间房子，陈振夏先前曾叮嘱在崇明的老伴交公，老伴嘴上答应了，其实卖掉了，得了550元。为这事他把老伴责备了一顿，今次退休回乡后作了了结，将这笔钱交了党费。

　　老伴嗔怪说：“十几年过去了还要上交？哪个向你要啦？”

　　陈振夏的话理直气壮：“没有人向我要，是我自己要上交，我是一个老党员，就不能做得更好一点？”

　　一个有大功于党和人民的人，牢记投身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骄奢，不特殊，不但不伸手要名利，更一次又一次把应得的放弃了，难能啊，可贵！

　　补叙一桩前事。他在保定机械厂时，十几年如一日与工人一道吃大食堂，还曾利用厂长的职权，两次从增加工资的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

　　艰苦朴素深植于心

　　对公，陈振夏如此的慷慨，对己，却又多么的“吝啬”。

　　以十三级干部离休的他，生活俭朴，用的是旧家具，睡的是普通的木床板，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这些旧家具，还是从保定带回来的嘞。

　　他在保定任厂长期间，一直住在厂里的职工宿舍，睡觉、办公都在里边，日常用具由公家提供。妻子来保定团聚后，随带了搬去厂外居住，他不愿占公家的便宜，一件一件折价，把钱送去厂里财务科。同事不以为然，说住厂外的干部都用公家的家具，你是延安干部老革命，更应当享受这个待遇，干吗还算钱？他坚持把钱留下，话说得很感人：公是公，私是私，占了公家的便宜，晚上睡不着。

　　从到保定时算起，这些器物已使用了近二十年，有了感情，又有延安时期养成的艰苦奋斗作风深植于心，故而虽是些破旧货，也不愿丢弃而当作了宝贝，千里迢迢带回了崇明。

　　物轻事小见思想！就拿系裤腰的那条皮带来说，还是早年在上海招商局轮船上打工时买的，随着他去了陕北根据地，辗转在“红都”延安、延长油矿、晋绥军区后勤部，后又去了河北平山、北平、石家庄、保定，其间断了接，接了断，断了再接。如今人退休了，用了47年的皮带还未退休！

　　笔者有幸见证了陈振夏的艰苦朴素，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在县文化馆时，与顾君共用一间办公室。一天上班，见一老者在与顾君谈话，老者隔窗子看到了我，担心影响我们工作吧，马上起身告退，在门口与我相遇，点头一笑为礼。

　　顾君告诉我，这是他家亲戚，抗战军兴投奔延安，人称“延安干部”、“老红军”，如今离休回乡。我连忙转头打量，他正缓步在弄堂里，身穿中山装，肘上、臀部打着补丁，脚上的解放鞋已褪成了淡灰色。

　　陈振夏的女婿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年回崇明看望岳父，说县政府安排他住在招待所套房。陈振夏说：“这里是家，你住家里吧。”女婿看了看，问床在哪里？陈振夏在房间里排开二条凳子，搬来木板搁在上面，说：“这就是床。”女婿知道老丈人的秉性脾气，欣然从命，谢拒了县委安排的招待所套房。

　　共产党员姓“公”不姓“私”

　　“不徇私情不特殊”、“共产党员姓‘公’不姓‘私’”，这是陈振夏经常讲的两句话，也是他的处事准则。

　　“陈振夏常使我为难。”组织部门朱组长的话并非责怪，而是赞赏他一心为公，拒绝特殊照顾。

　　其时物质生活并不富足，蔬菜供应紧张，若是要买新鲜的蔬菜，得五更里去排队。陈振夏老俩口偶然也早起排队，买点白扁豆、毛豆荚、鸡毛菜之类。

　　一天清晨正要出门去菜场时，有人送货上门来了，自报家门是菜场蔬菜柜组长。

　　陈振夏问给多少人家送菜，回说就送你一家。还说，今后陈同志您不用买菜了，我们负责给您送，您想买什么菜，讲一声就可以了。

　　他心中有数，付钱道谢后说，今后我这里不麻烦送了，自己买。

　　组长说：“你是延安过来的老干部，应当享受的。”

　　“老干部更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组长以为难的口吻说：“这件事是领导交办的，我得服从命令听指挥。”

　　“你放心，我会向你们领导说明的。”事后，陈振夏寻见菜场领导，一打听，是组织上关心他年老体弱，指令菜场派人送菜上门，服务到家。

　　他讲了好多道理，终于说服了对方。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菜场领导自言自语：这个延安干部少见！

　　陈振夏去了一趟县府，找见朱组长，经过严正交涉，迫使朱组长收回了成命。

　　以后，陈振夏坚持自己排队买菜，自己身体不好时，就由老伴顶班。

　　陈振夏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颈椎僵直，行走有障碍，组织上规定他上医院看病可以动用县府的轿车接送。

　　他不领这个情：“我已退休了，对国家的贡献少了，再消耗公家的汽油心中有愧。”平时让老伴陪着上医院，一次走不多远，痛得寸步难行，就叫了一部“黄鱼车”，即送货用的脚踏三轮车，送往县中心医院就诊。

　　朱组长因陈振夏不愿坐公车去看病，敬佩之余，心里实在过不去，托他的邻居关注着，得悉他必须要上医院时，通知司机将汽车开到他家门口，以“放空车是更大的浪费”劝他上车。

　　陈振夏抗议：这是逼我犯错误。

　　朱组长发自内心的赞叹：真是一位过得硬的老同志！

　　鞠躬尽瘁，精神长存

　　知道陈振夏光荣经历的人越来越多，出于尊敬，往往称他为“延安干部”“老红军”“三八式干部”，他中肯地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叫我一声“陈振夏同志”或“老陈”，我会感到更亲切。

　　中共“十一大”召开，中央号召：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刊登十一大文件的报纸一到手，陈振夏马上逐字逐句阅览起来，掩卷深思：我虽然退休了，也要为四化建设作贡献。于是将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2000元钱，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并附信一封，内有语云：尽这一点微薄的贡献，为祖国建设事业添砖加瓦，聊表我诚挚的心愿。

　　老天无眼，肿瘤缠上了陈振夏这个大好人，住进了县中心医院，诊断为癌症晚期，他虽知余日无多而安之若素。

　　医院将他安置在小病房，他不愿意，说我不能特殊，要求与普通病员一样住大病房。后县委领导前来探望，说明因为探视他的人多，进进出出会影响同室病号，这才勉强搬了过去。

　　医生护士知道他的身份、事迹后，出于尊敬，服务更为细致、热情，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要求不论用药还是服务，都把他当作大众病员对待。

　　经一段时间治疗，陈振夏的病况并无好转，更有恶化趋势，于是转往上海肿瘤医院。

　　家在崇明的《解放日报》宋记者，一次回乡时，遇到了熟识的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异口同声建议报道报道陈振夏，当场提供了一些口耳相传的线索。

　　宋记者感动之余，通过县委组织部门，了解了陈振夏的革命经历、卓著功勋，及还乡后闪耀着时代光芒的感人事迹，赶去上海肿瘤医院。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者，长期为病痛所折磨，显得清瘦羸弱，但凹陷的双眼里，依然光彩奕奕。

　　记者自报身份，道明来意。陈振夏立即表示反对，以低微的声音说：“以前取得的成绩，都是和大家一起做出来的，只能说明过去，现在病了，不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了，感到难过、有愧。”

　　他的女儿陈素云已从北京赶来照顾父亲，宋记者于是从侧面采访，完成了任务。

　　不日，《他，永远是他——记老干部陈振夏同志》在《解放日报》发表，又一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981年6月下旬，崇明县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县城召开，陈振夏当选政协常委。

　　他多么希望早日康复，履行职责，继续为人民服务。怎奈药石罔效，群医束手，于8月21日驾鹤西归。

　　噩耗传出，各界各式人等无不惋惜哀伤。

　　在追悼大会上，数百人吊唁致哀。中央有关部委、河北省政协、保定市委和政协、延长油矿、上海市、崇明县、城北公社、城桥镇都送了花圈。

　　余辉映初心。斯人已去，风采长存，诚如《悼词》所云：陈振夏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埋头苦干、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