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锦涛

　　我在外地工作的某个夏天，做老师的妻子放了暑假前来探亲。我所在的“外地”，真的很远，直达的船一星期两班。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抵达目的地的码头，要一百零几个小时。如果买不到直达的船票，那么轮船抵达中途的港口后，还要在附近的旅馆里住上一宿，才能等上第二天早晨的汽车。汽车晃晃悠悠，又是一整个白天。

　　那年夏天，妻子就是按照这条路摸索着走过来的。走到中途下船等第二天汽车的时候，她给我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稿子交上去五分钟后，突然想到未写收件人姓名，再去与发报员交涉，已经无济于事。我只知道她已经从崇明的家里出发，走上了千里寻夫的漫漫长路。我计算着时间，却迟迟得不到她的电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失踪了。

　　后来的结果还算圆满。她在长途汽车上的邻座正好是我的一个同事，同事直接把她领到了我办公室的楼下，然后对着三楼的窗户大声喊我。我下楼，看着我的同事和同事旁边一张汗涔涔的脸，半天没回过神来。我谢了同事，接过妻子的旅行袋，很沉，我说什么东西啊，她说是一个金瓜。

　　金瓜？过了半天，我说：“傻瓜。”

　　她笑着说：“是一个金瓜，不是傻瓜。”

　　金瓜尚未完全长老，是淡黄色而非金黄色。那个七月，夏天开始的时候，长江客轮和长途汽车，送来了探亲的妻子，和她背来的一个未及熟透的金瓜。

　　看一个崇明特产的金瓜，仿佛看到家乡的田野，河流和风，和我的乡亲们的一张张汗涔涔的脸。

　　她是把家乡、把一座岛屿背来了。

　　外婆不是厨师，但日常的菜肴做得不错。茄子煮得稀烂，毛豆煠得很酥。淘米做饭，也很软绵。

　　考上大学离开崇明的前一年，深冬，我与生产队里一帮人去工地开河，是南横引河竖河公社段，平地起锹，一干就是半个月。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一条河逐步形成，远远望去，广阔的农田里，一条黑线，像被撕开了一条口子，一群人蚁集，把土一筐一筐挖出来，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埋下去。

　　更深的记忆是，为了避开运土路上的泥泞，每天早晨四点起床，五点便开工了。那时太阳未至，运土的路上结着冰，走上去，“咔咔”作响，有康庄大道般的坚固。

　　再深的记忆是，早饭总是外婆来做，大多数时候，是蛋炒饭。外婆小心翼翼地从小甏里捉一个鸡蛋，我穿衣起床的时候，正是外婆打蛋的时候，碗筷之间的“啪啪”碰撞声，在寒冷的早晨响起，时而急促，时而迟缓，仿佛是催我快起。

　　吃饭的时候，外婆坐在我的对面，努着缺牙的嘴，不断地问我：“好吃吗？”“吃饱了吗？”我说好吃，我说吃饱了。

　　为了这一份蛋炒饭，外婆比她的外孙起得更早。外婆明白蛋炒饭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她搬不出更好的菜肴来慰问即将出征的外孙了。外婆知道她的外孙其实是贪睡的（那个年纪的年轻人哪个不贪睡？），但她必须送她的外孙上工地。

　　至今，我依然喜欢吃蛋炒饭。

　　母亲每年都种花生，不多，但足够一家人吃一年。

　　四月里整地下种，五月里施肥耘草，九、十月间，花生成熟了，母亲搬张小板凳，坐在花生地里，用专门的小钉钯挖花生。这项工作，看起来悠然自得。挖花生叫“拾长生果”，大概的意思是，如果先前的付出不算，那么现在的收获，则是拾来的，无偿捡到的。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然后，将花生洗净，再把瘪瞎的和被虫咬坏的挑出来，留下饱满的，晒干后收藏起来。

　　九、十月份，场院里晒满了花生。

　　过了腊月廿四，整个村里的人，都在炒花生、蚕豆和番芋干，三样食物炒熟后放在同一个坛子里。三样食物有不同的形制和口味，却是天生的一家人，来了客人，随便抓一把待客，总能品种齐全。

　　过年了！

　　难得闲下来的农人们，口袋里装着农家炒货，串门时拿出来，相互交流享用。

　　我喜欢吃花生。我把坛子摇摇，再摇摇，比重较轻的花生就浮到了坛子的最上面。这样，最先吃光的一定是花生。

　　最近的这几年，市场上炒货多起来，炒花生不稀奇了。母亲无事的时候，剥花生。多少个长夜，临睡前，母亲一颗一颗地剥，将花生剥成了花生米，然后，装在小罐里。我每回一次乡下，便带回一个小罐。

　　我知道每一粒花生米上面，都有母亲的指纹，和手指留下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