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中旬的某天，神交已久的吕震邦打来电话：“明朝九九关爱网有个签名售书活动，侬假如有空来捧捧场，顺便阿拉也见见面。”

　　一口乡音，令人感到格外温暖，我当即高兴地表示一定到。

　　我得以结识吕震邦老师的媒介，是2011年《新民晚报》上他写的一篇随笔，文中透露他是崇明人，十八岁考取了山西大学中文系，从此离开故乡，只身在山西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多年的求学与工作的人生旅程，直到年逾知天命的时候，才如愿调回故乡，在长江农场长江中学任教；退休后，定居在上海。

　　当时我就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吕震邦这个大名，我早就耳熟能详，那可是个大诗人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几部电影插曲，如《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就是他作的词。想不到他也是我的故乡人，而且是我所热爱的文学创作的前辈！

　　于是，通过报社，我索到了他的联系方法。

　　一番亲切的乡音交融后，我方得知我张冠李戴了，此吕震邦非彼雷振邦，两姓音不同字更不同。但耳畔传来的他对文学创作的实践与真知灼见，仍使我认定他是我应该学习的文学前辈。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后期开始小说、随笔与杂文的创作，对律诗更是有所研究与建树，先后出版了《律诗三百首今译》《诗词名篇今译》，1999年在三峡出版社出版的《我与<名人录>开了个玩笑》，首印就是一万两千册，这在当时已属于畅销书了。

　　我即萌生慕名拜访他的想法，但是被吕老师婉拒了：“不必专门来的，以后有的是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我即应约前往上海，来到了延安中路“上海书展”中央大厅里举办的那个简朴不失隆重、充满着书香的“博客文集首发式”活动的现场，并一眼就认出了正在台上忙着签名售书的吕老师。

　　那时候，博客于我来说还是桩新鲜事，想不到吕老师和一班退休的老人联手创办了这个“九九关爱网”，利用余热把这个集聚着数以百计的上海老人的民间博客，操持地红红火火，成了他们乐此不疲、各显艺术才华的家园。现在他们居然又把虚拟变为了现实，把博客中的近百篇美文精选汇编成一部题为《博海拾贝》的文学集，而且还郑重其事地举办了主要作者的现场签名首发式。这实在令我感到新奇与感动。

　　“想不到吕老师您老当益壮，这么赶时髦呀！”趁吕老师为读者签名的空隙，我发自内心地在他耳边说出了心里话。

　　“哈哈，你可别笑我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呀，从小就是个赶时髦的人。”

　　从小？出于初次相识的原因与现场活动的紧张，我没打破砂锅问到底。但这后面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悬念。

　　在之后我从与吕老师断断续续的交往中得知，吕老师不但与我同是崇明沈家湾人，而且少时求学于三乐中学，是时为语文教师、我的伯伯汤思孝的得意门生呢。让我忍俊不禁的是，交流一多，他在电话线那端为我解开了那年在“首发式”上给我留下的悬念：

　　“我从小就是个赶时髦的人。刚升入初中时，我就喜欢奇思妙想，追赶时髦，写的作文也是天马行空。记得那次汤老师讲授《纪念人民英雄何大庆同志》一课后，我激动地写了一篇读后感，被老师大加赞赏，当堂朗读，从此激起了我对写作的兴趣。到了初三，我更是自编自演了一幕少年维特式的闹剧，再次赶时髦，追求了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她是漂亮的校级明星，我是穷‘瘪三’，除了语文成绩尚好外，其他学科都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她把我的求爱信交给了老师，第二天，我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学期评语上记录了我这一罪状……”

　　吕老师所述的这段当年青春年少时的“赶时髦”，后来我在崇明《三乐中学七十五周年校庆活动》纪念册中他撰写的《我崇拜的汤老师》一文中，得到了印证。

　　自上海书展一别后，我再没见到吕老师，只是在2018年春天收到了他寄来的新著《阴谋与爱情》（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老作家文丛之一）。二十多篇作品，纵横半世纪，人物形象与生活素材，有不少取自于我们共同的故乡。

　　捧读之余，我很想抽空去上海看望这位老乡贤，向他求教创作的经验，再与他聊聊浓郁的乡情。然而，天不假年，几月后晚报上的一纸讣告，彻底粉碎了我的愿望：就在这年7月2日，吕老师因病在上海华山医院与世长辞，从此我就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谈笑声与对文学的绵绵情话了。

　　难过之际，我还得知吕老师早在2017年9月就因早期的老年痴呆症，入住徐家汇医院，而他居然不管是电话里还是书信中，都对我滴水未漏，甚至还在数月前向我寄赠新著呢。

　　行文至此，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吕震邦老师的那口崇明普通话：“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可从小就是个赶时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