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期杂志的样刊，我的内心不胜沉重。

　　4月初，周惠斌跟我说，有一个崇明籍的青年学者，研究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风华正茂，却英年（36岁）早逝，能否这一期刊载，既是对此人的介绍，又寄予一份怀念。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我一向主张《风瀛洲》以人物为主题，风光、风物、风气、风俗、风情，莫若风流人物最为鲜活。毛泽东说，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创造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我坚持《风瀛洲》以人物为封面，只有一个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思想有作为的人，才是崇明的骄傲和希望。

　　我一口气读完了追记张晖的几篇纪念文章。我和张晖素未谋面，先前也毫不知晓，但是其同学、老师、领导的祭文深深震撼了我。想不到崇明竟有如此青年才俊在学界光辉耀目，想不到天妒英才事业未竟却撒手人寰，想不到在当今浮华世风中竟有人选择孤独的人文领域，而且如此痴痴傻傻地不惜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哀哉！痛哉！惜哉！

　　掩卷沉思，我们的社会还有几个这样的人文坚守者？少之又少，如今又少了一个！联想起今年1月份、59岁离世的著名法学家、政治家邓正来，也是一个苦心孤诣做学问的教授，一生追比先贤。生前因为身体不适，曾有学生以“罢课”的形式力劝他休养。学生写信说：“老师，健康是最最重要的。”邓回答：“我觉得非常荒谬，单纯的健康有用吗？人活着光会喘气就行了吗？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的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讲就是最好的离开的方式。”我五体投地于这样的思想境界。一个做学问的人，本来生活就已经很清苦，更何况甘愿以生命为代价。

　　斯人已逝，过多的悲痛也于事无补。我们缅怀他们的成就，更敬崇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态度。这些做学问的苦行僧，非但对拮据的生活和艰辛的治学没有一丁点抱怨，反而却在孤寂的冷板凳上找寻莫大的快乐，字里行间不时透溢着喜悦和满足。他们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废寝忘食，却始终乐此不疲，谈及学术上的成就，就会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本期“封面人物”、著名主持人董卿在她的自述中也说，还有什么比工作更快乐？我生活当中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满足感、所有的幸福感几乎都是在舞台上获取的；当舞台上的灯光亮起的时候，仿佛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刻。可是，在董卿成功、幸福的背后，我们有谁看到她吃泡面拦出租，在寂寥的时光里一次次将眼泪拭去，咬着牙继续默默前行！

　　噫！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文的意义已经被篡写，文化俨然成为消费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认为，目前的趋势是一切幸福或快乐指数都以“享乐”为归依，而享乐的原动力是欲望，两者皆是物质层面的，精神上的享乐却不知何去何从。人文批判式的痛贬发人深省。然而，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要获得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光有钱是不够的，它需要智慧，快乐和幸福是从每个人的心里生发出来的，人要回归到自己的心里才能真正找到那种幸福的感觉，而不是仅仅依托外在的世界。由此我又想起前段时间阅读梁启超先生在1928年8月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所作的一段演讲。他说，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起到咽气的那一秒止，除了睡觉以外，劳苦总是免不掉的。会打算盘的人，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确实，一个人即便地位低微，即便忙碌劳苦，然而若能从自己的职业中领略出趣味，他的生活乃至生命就有价值和意义。正如先哲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想，这也是我和周惠斌一拍即合决定编刊追忆和痛悼张晖的主要原因。因为，人文的执著与坚守，正是我们憧憬与表达的办刊理念，而快乐的人生追求何妨寄寓于我们的人文苦旅之中。惺惺相惜，缘于相同的人文情感相同的人文诉求，尽管我们所在的阵营当下仍不齐整。但这是我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