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辛

　　第一次登上崇明岛，是56年前的1969年早春时节，大半年前，两位同班同学培德和思浩，分配到崇明岛的农场里当知青。那个时候，他们被称为市农，即在市区附近的农场里劳动和接受再教育。1968年夏天去的，劳动了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向我这个还没有分配且肯定要去外地农村的同学发出邀请，节后去他们农场里玩几天，和他们形影不离地生活几天。和我同样住在鸿祥里的邻居铭生，是1966年之前去崇明农场的，春节里也向我发出热情的邀请，去他生活劳动了几年的农场小住几天。况且他的农场就在培德思浩的农场附近，两个连队步行仅需半个小时。于是就有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崇明岛之行，并分别在两个农场里各自住了一个星期。

　　那几年里，尽管我悄悄在写作，但并不是作家。奇怪的是，我心里却有一种去国营农场里体验生活的感觉。

　　第一次半个月的崇明行，与其说对崇明岛留下什么印象，不如说我体验的是农场里的集体生活。春节刚过，对国营农场来说，还是农闲时节，培德思浩所在的新海农场和铭生所在的跃进农场，每天的出工劳动，都是平整土地，按时排队出工，准时收工回队，一天三顿饭都在连队里的食堂打饭吃。尽管两边的主人都抱歉地对我这个客人打招呼，说集体食堂伙食差。但是和我后来在贵州偏远村寨插队落户知青生活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半个月的人生第一次崇明岛之行，看到最多的是农场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田。心目中渴望见到的海滩，大堤，海鸥，芦苇荡等等海岛风光，都不曾见到。更别说崇明岛上农民的生活，农家农村的场景，都没有看见。

　　第二次上崇明岛，记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安排的。那是1974年，我和赴江西插队回上海的知青作家小鲍合作长篇小说《岩鹰》。交出修改稿之后，出版社让我们俩去上海郊区农村看看，并将上海郊区江南农村的生活和江西贵州农村生活作些比较，这样的拓展生活面，对我们的创作和修改作品是有好处的。

　　于是我们俩带着介绍信，坐船去了崇明岛。到了岛上，第一个去的是离码头最近的东风农场。这一次我们仍然不是作家，只是以正在修改作品的作者身份去的。采访却很正规，安排了像模像样的参观，农场里的宣传科什么都给我们介绍。其实我们写作的外地插队知青生活，和农场知青没直接的关系，但是人家认真的介绍，我们就认真听。比如东风农场有一家场办工厂橡皮厂，效益不错，我俩觉得，这比内地乡村要进步得多。好在我们没有具体的报道和写作任务，就是补充生活、开拓眼界。

　　人生中的第二次崇明之行，接触的主要对象也还是农场和农场知青，对崇明岛的风情风物乡土俚俗，仍然没感受到。话题主要也集中在知识青年究竟是扎根海岛一辈子，还是以后可以抽调到市区的工矿工作。所有的农场知青都以为我们是在出版社工作的，至少已经在市区里安定下来。与我同行的小鲍确实如此，他已经在改稿期间落实到街道工厂上班，以后又当了这家厂的副厂长。而我呢，仍旧是一个插队知青，不仅没有正式工作，拿的还是误工补贴，和农场知青月月领工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二次崇明之行比较圆满地结束了。脑子里留下的，崇明岛就是一个以国营农场为主体的海岛印象。

　　真正地对崇明岛有所认识，有所了解，是在我1990年调回上海作家协会工作以后。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视察，较为整体全面地开始对崇明熟悉起来。和四套班子的交往让我对崇明全方位地有了了解，而一次一次地随着作家文人们到崇明采风、采访、做专题、访问，接触方方面面的崇明人，使我对这个祖国的第三大岛有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我也喜欢上了吃崇明岛一种叫牛踏扁的豆子，喜欢品尝崇明糕点，同时也十分钟爱崇明的生态蔬菜和瓜果。近些年来，一次次地到了崇明，我深切地感受到这座海岛正在建设成一个更为美丽更为洁净的生态岛，尤其是在天朗气清的日子到了岛上，感觉更宜居，更舒适更加赏心悦目，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萌生一个想法，那就是崇明岛应该产生一部描写海岛生活的长篇小说。把这里人们的历史文化风情俚俗人际关系生活细节统通写出来，也像人们了解台湾、海南岛那样，通过文学作品，阅读到上海的崇明。

　　我的这一愿望，不晓得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