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使我想起了15岁那年，家穷失学了，在老家崇明长兴镇摆杂货摊的情形。那时我和我的母亲通过大伯父人头熟的关系，在离农村老家一里的长兴镇，租了个顶棚摊位，大哥瑞龙帮助我运去门板、项凳和存货物的木箱，并向业主罗一根夫妇家里租用一块旮旯地（每天早晨下市后，可把门板项凳及货物木箱等杂物，存放在那里），这样就算把摆杂货摊的硬件工作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先进行了市场调查，考虑自己经营的货物要与周围几个摆摊老板经营的货物不一致，我了解到，他们有的经营棉布，有的经营五金、高档香烟水烟，有的经营扎库用的纸张（死了人，请匠人制作彩纸的房子用纸，一种迷信物）等。于是，我便去离家十多华里的城桥镇川心街批发市场采购香烟、红糖、白糖及卫生纸等日用品，作为摆摊货物，这样与周围摆摊老板没有相互竞争交易，大家都能点头笑视，和睦相处。

　　就这样，我这个正烦恼、正好睡的少儿郎，不论是寒暑和风雨，早晨五点钟，由母亲叫醒起床，匆忙穿衣、漱口后，睡眼朦松地挑着40-50斤的货郎担，前面放的是前一天下午批发到的香烟、糖果，后面放的是昨天卖剩下的一些小杂货（准备给乡下邻居出售的，其余都已存放在镇上木箱里），急匆匆地向一里外的小镇走去，这样每天六点钟左右上市，摆出杂货摊营商，经过两三小时营业，上午九点左右收摊下市。回到家吃过早饭，稍事休息之后，下午赶到城桥镇川心街批货。日复一日，春夏秋冬，严寒酷暑……

　　那时，家穷上不起学校读书，哪来的钱去批货摆摊？全靠母亲和大哥种田，收获的300斤黄豆卖了作本金，才使我这个种不来地、无所事事的少儿郎去摆摊，做小生意赚些钱。谁知这年头物价不稳，钞票不值钱，天天涨价，早上摆摊卖出去的杂货，看似赚了点钱，下午跑到批发市场去批货，却因物价上涨，有的货只能批到一半，如香烟、红糖、肥皂等；有的如卫生纸、白糖等，只能批到三分之二的货物，总之我做的小生意，每天在亏本，或亏损很大。如有一段时期，物资充足了后，偶然物价稳定了一些，也能赚到一些钱，可还是弥补不了亏本。

　　我从旧社会的1948年至1949年（15岁至16岁）下半年，在老家小镇上，摆了两年多的杂货摊，先后失去了600斤黄豆钱，虽完全失败了亏损了，但在思想上、精神上是有锻炼了我的筋骨和意志力，赚来了摆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总的来说，还是值得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与我一起在这个小镇上摆摊的几个大朋友，也和我一样亏得一塌糊涂，先后都离开了小镇，连原先长兴镇六七家很有本钱的店家，如沈源泰、陆泰源等都亏本了，只得关了门。接着，全镇没有了摊、店，也就没有了人气，此后长兴镇很快就冷落消失了。  

　　1949年下半年，崇明解放后，许多小镇及摊贩重新活跃起来，那时我已经快17岁了，不能因为物价稳定，再去摆摊赚钱了，而是要去继续寻找求学之路，或要寻找工作了。

　　这时，我去看了摆摊的大朋友们，如陈和清、文成友等，他们在小镇又重新开张做生意了，依然摆摊、开店。只要市场兴旺了，诚实经营、买卖公平，还是能赚得到钱的。我祝贺他们有了好日子好时运，生活越过越美好，我既是对朋友们鼓励，也是向朋友们告别。

　　这些事，一晃就过去六十多年了，往事还历历在目。1949年下半年，我持了启东老解放区革命根据地的“启东县东黄仓镇学校同南乡校的初中毕业证书”，走进了崇明中学继续读书。接着1950年，我考取了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1958年前，崇明县一直属江苏南通地区管辖）学习了两个多月后结业，分配去启东县委工作队搞土改工作。不久，就被调入县委宣传部通讯站搞新闻通讯报道，两年后去了扬州《苏北日报》社工作，正逢苏南、苏北和南京合并为江苏省，于是我就进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八年，从此沿途坎坎坷坷走向了记者作家道路70年。

　　回眸摆摊生涯，经营费用低，没有装修费，没有转手费，没有铺面租金压力，没有雇员工资压力，不失是解决就业难题、商户运营成本高的大好事。时代开启了新征程，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今李克强总理深入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定了设摊、摆摊有助于发展市场经济，特别是今年疫情造成全球经济滑坡，总理的善举，为失业群众开辟了就业门路，各地城管等部门，既要监管更要引导，让设摊、地摊经济动起来、活起来，我举双手赞成！

　　□ 祖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