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九载：“（立本）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务，恪曾立边功，立本唯善丹青。时人谓《千字文》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言并非宰相器。”类似的叙事亦见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张彦远这里所说的“时人”系指当时的士子们。阎立本曾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以关中饥荒为由放归了国子监的学生们。其背后的原因是：唐初朝廷曾因人才匮乏命国子监学生“明一大经”（《礼记》《左传》为大经）即可补官，但到总章年间已授官过多，而这些官员虽通先师遗训却不长于行政与账目管理，可阎立本又得仰仗中下层文吏来办事，不得不对文吏们有所倾斜。这下就得罪了士子们。此事虽与科举考试无直接关系，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士子舆论的强大，它甚至能影响到历史的书写。士子们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而阎立本本人，作为贵族，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是走恩荫之途坐上的官位，这恐怕也是阎立本的麻烦所在。

　　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所以读圣贤书的士子们埋汰阎立本。对此张彦远评论道：“至于驰誉丹青，才多辅佐，以阎之才识，亦谓厚诬。”唐代玄宗朝还有一个“口蜜腹剑”、恶名永垂的奸相李林甫，宗室，也不是进士出身，也得罪了士子们。

　　不幸的是，他也是个画家。其父李思诲，画家；伯父李思训更是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人称“大李将军”（他曾官至左羽林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而李思训之子、被称作“小李将军”、官职太子中舍的画家李昭道乃其从弟。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说：“余曾见其（指李林甫）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也。”这与北宋欧阳修等合撰的《新唐书·李林甫传》所称“林甫无学术，发言陋鄙，闻者窃笑”之语似有不同。天宝三年（744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林甫作《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曰：

　　挂冠知止足，岂独汉疏贤。

　　入道求真侣，辞恩访列仙。

　　睿文含日月，宸翰动云烟。

　　鹤驾吴乡远，遥遥南斗边。

　　这不是什么好诗，但比进士们的一般作品也差不了太多。唐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令制举：通一艺者诣京应试。在这位画艺“甚佳”、被赞誉为“兴中唯白云，身外即丹青”的李林甫的操纵下，竟无一人被录取，还上奏说“野无遗贤”。这样，他就狠狠地招惹了士子、进士们，他“奸相”的名头就算定下来了，无可挽回了。除了唐朝的宗室贵族对新兴的进士集团心存警惕，源自两晋、北朝崇尚经学、注重礼法的山东旧族对进士集团也持有负面看法，认为后者逞才放浪、浮华无根。这成为中唐以后持续五十年的牛李党争的原因之一。大体说来，牛僧孺的牛党是进士党，李德裕的李党是代表古老价值观的士族党。这是陈寅恪的看法。

　　但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唐以后的中国精英文化实际上就是一套进士文化。今人中亦有热衷于恢复乡绅文化者，但乡绅文化实属进士文化的下端，跟贵族李林甫、阎立本没什么关系。如果当代诗人们或者普通读者们一门心思要向中国古典情怀看齐，那么大家十有八九是一头扎进了进士情怀。丰富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今天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在它们被写出来、吟出来的时刻它们可不是遗产。它们的作者们自有他们的当代生活。它们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代风尚、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梳妆打扮，剪枝去叶。真正进入进士文化在今天并不那么容易：没有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记》《汉书》的熟悉，虽有入列之心却没有智识的台阶可上。

　　古诗用典，客观上就是要将你排除在外的，因为你没有受过训练你就读不懂。你书房、案头若不备几部庞大的类书，你怎么用典，怎么写古体诗啊！而你若写古体诗不用典，你怎么防止你写下的不是顺口溜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诗写作中包含了不同于贵族等级制度的智识等级制度。它其实并不主要对公众说话，它是同等学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即使白居易悯农，他也主要是说给元稹、刘禹锡听的，然后再传播给其他读书人，或者皇帝也包括在内。即使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听懂白居易浅白的诗歌，浅白的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他是官僚地主。他在从杭州寄给元稹的诗中自况：“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余人。”自杭州刺史任上离职后他在洛阳营造的宅园占地17亩。白居易是居高临下的人。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

　　同样，不能因为李白写了通俗如大白话的“床前明月光”，我们就想当然地以为李白是可以被我们随意拉到身边来的。虽说李白得以被玄宗皇帝召见是走了吴筠、元丹丘、司马承祯、玉真公主这样一条道士捷径，但李白在《古风·其一》的结尾处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这里用的是孔夫子以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作为《春秋》结束的典故。所以，李白虽以布衣干公卿，为人飞扬跋扈，但儒家文化依然管理着他，他依然属于进士文化。

　　李白为什么没有参加进士考试呢？可能的原因是，他没有资格参加。按照唐朝的取士、选官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大唐六典·户部》），刑家之子也不得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下》）。李白的家族大概和这些事都沾边。

　　今人都知道“穿越”这个词，但当你穿越到古代，会发现古人对诗歌、诗人同行的态度迥然不同于今人。据说柳宗元在收到韩愈寄来的诗后，要先以蔷薇露灌手，然后薰以玉蕤香，然后才展读。古人并不举办我们在今天搞的这种诗歌朗诵会，古人读诗时也不会美声发音，古人也没有电视所以不可能在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做配乐诗歌朗诵。古代有“黔首”的概念，但没有“大众”的概念。

　　很遗憾，除了在清末，进士们与源自西方的“进步”历史观无缘，所以进士诗人们并不以为诗歌可以将他们带向未来。明代以来，他们甚至也不想把诗歌带向哪里，而是乐于被诗歌带向某个地方——家乡、田园、温柔乡、青楼、帝都、山川河流，或者过去的远方如废墟、古战场等等。所谓不把诗歌带向哪里是指：他们不考虑在创造的意义上对诗歌本身进行多大改造。他们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不发明诗歌的写法，而是进入类似19世纪英国浪漫又有些唯美的诗人约翰·济慈所谓的“消极状态”，被一种“零状态”的、永恒的、自然的、农业的诗意以及现成的修辞方式和诗歌形式带向某个地方。

　　□ 摘自《唐诗的读法》有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