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崇明俗语、崇明甜包瓜制作技艺等五个项目入选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截至目前，崇明共有瀛洲古调派（崇明派）琵琶、牡丹亭等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明扁担戏、灶花、崇明山歌等1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数量位列全市各区县前列。

　　地域特征鲜明

　　据介绍，崇明历史悠久，地理环境独特，又长期相对封闭，形成了具有强烈地域特点的民风习俗，而那些能够反映崇明地方特色的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社会实践等则成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本次入选非遗名录的崇明俗语为例：崇明人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东西南北的方言在这里融合交汇，形成了极为独特的语言。崇明话中，既有苏浙沪乃至华东及中国南北方言中的各种声韵和语法，还保留了很多在别处已消失的古语和古音。而既简练又形象生动、风趣幽默的崇明俗语地域特色更为突出，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再比如，中国四大琵琶流派之一的瀛洲古调派（崇明派）琵琶，创始于清代康熙年间，那时期的几代名家糅合了南北琵琶演奏风格，并受崇明风土人情的影响，由承袭向“自出新意”发展，逐渐形成了瀛洲古调派琵琶。后经几代琵琶高手的承上启下，不断发展，终于自成一派。

　　传承人年龄偏大

　　崇明非遗项目越来越多的背后，却是非遗传承人年纪越来越大，流传面越来越窄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目不识丁的崇明人施鹤苟却能熟练演唱300多首崇明山歌，有关部门专门找到他记录下了这300多首山歌的歌词，然而由于当年条件有限，施鹤苟并未留下任何音像资料。之后，施鹤苟去世，崇明虽然有不少会唱山歌的人士，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像施鹤苟一样的“绝顶高手”。直到陈家镇的张小末兄妹四人进入到相关部门的视野中。张小末的父母亲和祖父都是在陈家镇影响较大的民间山歌手，他们能不重复地演唱数小时崇明山歌，张小末从小受家庭影响，也喜爱唱崇明山歌，10多岁时已能熟记和演唱许多崇明山歌。从2007年起，张小末经常参与县级文艺演出，山歌技艺得到各方赞许。

　　作为崇明山歌代表性传承人，今年50岁的张小末已经是崇明各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年纪最小的之一，多数非遗传承人都已经过了60岁，不少甚至已到耄耋之年。崇明县非遗保护中心曾遭遇如此尴尬：非遗传承人刚上报，还没拿到证书，该传承人就已仙逝，等到再次确定传承人，不久之后传承人又因年迈离世。

　　不只在崇明，非遗传承人日渐年老、后继无人，是各地不少非遗项目普遍遇到的困境。

　　将“非遗”推向市场

　　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的施仲君告诉记者，为使非遗项目更好地受到保护、得到传承，近年来崇明有关部门举办了大量宣传展示和演出、比赛活动，并建立非遗项目传承基地，组织有关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深入学校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几年前，崇明扁担戏传承人朱雪山一度对扁担戏的未来深感担忧：“看的人越来越少，演的人也越来越少。祖宗传下的，不能断在我手里。”直到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开展后，朱雪山将扁担戏带进了课堂，他发现不少中小学生对扁担戏很感兴趣，其中还不乏在这方面富有天赋的学生，这让朱雪山对扁担戏的传承更有信心了。据了解，建设中学和裕安小学因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成效显著，被市教委评为“上海市非遗进校园十佳传习基地”。

　　然而，一位业内人士对此仍表示出了担忧，他说：“年轻人必须学得精，如果仅凭兴趣，学到一点皮毛，并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反而会越传越弱，一代不如一代。”

　　要“精”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国家级非遗项目牡丹亭（江南丝竹），以16人乐队演出的形式进行，需要进行集体传承和区域性传承，集体

　　传承本就比个人传承遇到的挑战更大，而牡丹亭又和一些非遗项目一样早已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多数老百姓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了解，不感兴趣。少了趋之若鹜的观众，传承人似乎也少了学“精”的动力。因此，我们在培养非遗传承人的同时，其实更应当注重培养非遗的受众。

　　依靠市场传承则是另一种牢靠、有效的方式。非遗项目中还有不少仍具有实用价值和市场价值，比如崇明糕、崇明老白酒、崇明甜包瓜这些制作技艺，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不用担心如何寻找传承人。因此，有必要将这些非遗项目更好地推向市场。作为传承人，也需要有这种意识，向市场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