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于饮冰室，在长彗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这些年来写梁启超的、关注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人多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种现象或可多多少少地减轻我们数典忘祖的罪过，或者还能引发文化复兴的渺远之想。然而要让追思追问先哲的现象，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语）还需时日，还需更多的前仆后继者，还需要我们远离尘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从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见解、新观点奉献给社会及读者。以梁启超治学之论，史学是“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启超一生“新意义”、“新价值”何在？是否能震烁于二○一三年的中国社会，从而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得到借鉴乃至灌顶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泛泛地写梁启超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以史学的眼光解读梁启超，并且要“别具只眼”（梁启超语）。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虽然，从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启超传》始，二○○六年重修，二○一○年再修，内心所得的观感，对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汉，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过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订删改，欲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攻”梁启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钩沉法”去钩沉他，便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的音容思想，得着犹如为今而发的感慨！书成，我把这些所获所感，举其要者，着重于社会心理、文化教育，以为引子。
梁启超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吗？梁启超的思想是“肤浅”（陈独秀语），还是深刻？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流亡日本时与《民报》笔战，在历史上其绵延之影响不绝于今世者，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为什么这样说？任公有详解：“就历史上观察人类之普通性质，以研究现经济社会进化之动机”；“人类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转移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任公又谓：“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梁启超同时还指出，土地国有化的根本危机，是将国家立根之本、农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此种“恶现象”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财政，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支配，“所谓国家以大资本家而经营者，亦限于独占事业而已……其结果势必尽吸一国之游资于中央，而无复余裕供给私人企业之需要，则一国中无复大资本家出现，诚哉然焉，但不识当时国民经济之状况，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经济，“然则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趋于腐败，又必至之符矣”。
读者至此会生出何种感想，我不去揣测，以上文字，可谓梁启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举任公于二十世纪之初访新大陆游记一端。其时适逢美国罗斯福总统巡视太平洋沿岸，并有讲演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等语。梁启超据此有太平洋与中国之论：“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辈无以言，虽不忍言，虽无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风涛能拒之不闻吗？
梁启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书讲演，或可再问，在梁启超所处的日益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任公坚守者为何？反对者为何？
梁启超对“教育”的一贯主张为“教人学做人”，后来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话“学做现代人”。在《北海谈话录》中自谓做清华国学院导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这个“底子”里不仅有学问，还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炼”的方法，任公嘱同学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学问”。当时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梁启超说“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外，更没有所谓意志，”是次北海谈话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任公便说过：“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种只讲知识，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教育不良会生出政治上的腐败，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恶果便是“精神饥荒”，对于此种饥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为只是“知识饥荒”。
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还认为，“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任公先讲：“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怎样成一个人？任公的教导是：“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说的“完成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即伟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个人”了。
梁启超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梁启超对这三个方面的概括为：所谓“智者不惑”的必要条件，是具有“常识和学识的总体智慧，方能不惑”；所谓“仁者不忧”，“仁”字是说人格之完成，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字从二人，因何?梁启超释义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人生，人生即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然而何以因此无忧？因为我们知道了“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而终于《未济》，正因永不圆满才有永远的创造和新生。“‘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不仅不忧而且自得怡然，“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梁启超的写照。“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既不惑且不忧，又养“浩然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是次讲演之末，几乎是大声疾呼了：“诸君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得些片断的知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民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试想全国人民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这些人当几十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步田地呀？”梁启超情不可抑，吟诵了屈原的几句诗：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
梁启超是现代科学、科学思想的热诚拥护者、传播者，又是科学万能、科学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五四运动之后，舶来了“德先生”、“赛先生”。当时国中不少人认为，有了科学就什么都好了，是有科学与玄学的丁、张论战。梁启超认为“不能用科学来统一人生观”，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开理智，但倘以理智涵括全部人类生活那就错了。所不能包括者为何?任公说：“还有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梁启超并且以“爱先生”、“美先生”称之，又谓：“‘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正是“情育”、“意育”的化身。有之，得大义凛然；无之，生暴戾凶残；有之，为清廉诚信；无之，则腐败卖国。任公发明的“爱先生”、“美先生”，衡量时下，其“新意义”不若惊雷闪电乎？
泰戈尔说过，“我们不能借贷历史”，中国人则厚今忘古，善忘、健忘历史。梁启超很早便指出了中国国民性中“健忘”的特症，一是在反袁战争结束后《五年之教训》的结句：“呜呼！毋忘！毋忘！呜呼！吾其如此健忘之民呵！”另一处稍晚载一九一五年七月《大中华》的《复古思潮平议》中，“甚矣！国人之善忘也”。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带有“史性”的写作贯于毕生，尤其是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最后十年，不仅几乎日日讲史，而且反复地讲历史研究法。任公何忧？忧当时人、后来人以历史为敝屣，忘犹过之也。所以梁启超一再呼告，像传道人之荒漠呼告一样：“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史学到底具有何种意义？何种魔力？任公称：“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实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梁启超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中，因为得着“明镜”，使他成了最无情的自我解剖、自我讨伐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论自己：“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者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又：“启超务广而荒，……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裂山泽以辟新局，就此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之陈涉。”梁启超自比陈胜，让他当时的一班做文章的朋友很是吃惊。任公有自谦，但也极自信且坦坦荡荡地说：“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之规模。”国人期望之重，任公又自许、自励、自叹：“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上不能不谓一大之损失也。”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其实正是在思想界造出一大境界的开始，《清代学术概论》写作前后，梁启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气象宏阔、缜密精湛的鸿篇大著，架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开国规模”，称之为先驱者、缔造者，不为过也。
……
要感觉梁启超笔端浓得化也化不开的爱，还要读《梁启超年谱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他写给“放洋”的儿女们的信，他把最富爱的魅力的言词，都给孩子们了，“大宝贝”，“小宝贝”，“对岸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宝贝们”，家事国事著述等等，还有家庭生活中的趣事，皆与孩子们分享。但自己血尿之初，后来几小时、几十小时的小便堵塞的痛楚，却从未主动言及，只是告诉大女儿思顺：“我平常想你还可以，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梁启超把对孩子们的情感，以爱情名之，儿女情长之极者也。任公对孩子们完全是爱的情感教育，然后是人格修养，习惯的提醒。梁启超，伟大的父亲！
我雅不愿以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文学家，祝告于西山任公墓前，可是我又怕任公责为“哕嗦”，为史极不可有一点夸张之嫌。虽然，我欲辩之，末学岂敢?故以任公为文简洁之好，剪而裁之曰：一代宗师。
可乎？可乎？
摘自《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