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刚

　　梅大使，梅兆荣也。崇明岛人，贫寒农家出身，以文官在外交战线上为中国“从戎”半个世纪。1950年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开始，正在读高二、十六岁的梅兆荣立志当兵，报名走上前线被录取。想不到的是，录取之后被分配至北京外国语学校英语系学习。1953年，他作为新中国派往东德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日耳曼语。从此与德国结下不解之缘，一心向武，却以文官、外交官为国从戎半个世纪。偶然乎？必然乎？梅大使乐此不疲地为之奋斗。2023年11月22日在北京仙逝，享年89岁。

　　梅大使这一称呼，在他担任外交学会会长后，崇明的朋友们依然不变。在我看来，其原因有二：对大使这一职务的极为尊重，一也；对梅兆荣先生平凡朴实作风的爱戴，其二也。在崇明，梅大使成为一种符号：清廉、慈祥、从容、朴实，他总是微笑着友善地面对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他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不善高谈阔论，他从不摆官腔说官话。他只有长期外交官生涯留给他的庄重、严谨，与潇洒风度。

　　我与梅大使交往不多，却有缘分。1992年7月，我在欧洲浪迹三年后因家事要回国。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朋友建议我从法兰克福机场出境：“那是欧洲最大的机场，你可顺便一游。另外中国驻德大使梅兆荣先生是你的同乡崇明人，他会很好照顾你的。”

　　我便从巴黎赶到法兰克福，在兄弟汪昊陪同下去了中国民航办事处，接待我的负责人告诉我：“梅大使前两天回国公干，但他安排好了一切：由我们送你回国机票，晚上便宴，明天我会在登机口看着你登机。”我说：“太麻烦你们了，不好意思。”对方告诉我：“这是梅大使电话里亲自安排的。”我希望能为我转达对梅大使、我的老乡的由衷感谢！但是我坚持自己付机票钱，晚饭因为有约，只能推辞。走出办事处，汪昊说：“不知道梅大使是崇明人，但每逢春节总会在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看见他，一个温和慈祥满面笑容的人。留学生都喜欢他。”而我自己的感觉是：亲切和温暖。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却先已感受到了大使及工作人员的血脉温情，这是一种虽远隔千里万里，却沁入心怀的、来自国家和土地的温暖。从此后，记住了“梅大使”三个字。

　　1997年清明，第一次见到梅大使，穿一件西装上衣，没有系领带，温文尔雅的与人打招呼。他亲切地说：“徐刚，我们早几年就该见面了。”我向他敬酒，致以迟到的感谢。梅大使摆了摆手，意为不足挂齿也。他兴趣盎然地告诉我：“海德格尔说过，回乡是诗人的天职，故乡是诗人的本源。崇明岛太美有太多题材可写，更何况中国？你回到本源了，这是我要祝贺你的。”后来几乎年年都能见到梅大使。梅大使让我更加敬佩而羡慕的是，他每次回崇明，总要回老家住一晚或几晚，陪其时尚健在的老娘。“做官是人民交给你的一份工作，要尽心尽力，鞠躬尽瘁。尽孝是人伦之常，娘永远是娘，儿子永远是儿子！”梅大使说：崇明的朋友间，传阅你在母亲墓碑上写的联语，我与你有同感，并轻声念道：

　　浪迹天涯，名缰利索，有心归去难回家，我非孝子；

　　白首飘蓬，千丝万缕，春蚕到老丝不尽，你是亲娘。

　　梅大使从来不提过去的经历——那些对一个人来说至为荣耀的时刻。也不说做大使的往事。但只要开口便严肃谨慎而又不失自然流露。有一次在和三五好友茶聚时，在同声相催下“梅大使，说一点你经历的故事。”梅大使略加思索，破例娓娓道来：“好吧，说一点已经公开的往事。我是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批留学德国的留学生，我原先学英语，改学德语‘就从婴儿咿呀学语开始’，整整三年，每天晨昏苦练，不敢松懈。”1956年梅兆荣被派到驻东德使馆做翻译，这个工作能磨练人，但一点也不轻松，你首先要听明白，然后瞬间组织合适的准确的文字，翻译出来。梅兆荣尽管已学德语三年，且成绩优异，但还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自学，走在马路上看到一句标语，他都要做一回翻译，念出来，一遍二遍，“学外语发声才有效果，听众是马路和墙。”1959年1月，东德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毛主席接见，梅兆荣做翻译。“我心里满是紧张与激动，给毛主席做翻译，做梦也不敢想！”毛主席说话言简意赅，就是湖南口音太重。好在事先三番四复，听了不少外交部提供的主席讲话的录音，竟然没有被湖南口音难倒，涉险过关。我问：“湖南口音中，最突出的味道是什么？”梅大使说：“辣椒味”。自此以后，梅兆荣被外交部确定为，“国家副总理级以上领导人的首席德语翻译。”梅兆荣还是唯一见证柏林墙建立和倒塌的中国外交官。1961年柏林墙开建时，梅兆荣在驻东德大使馆工作，1989年柏林墙开始动摇、倒塌时，他是时任中国驻西德大使。由此梅大使成了中国最后一任驻西德大使，同时又成了德国统一后的首任驻德大使。回首往事，梅大使不无感慨：“做外交，要忠心耿耿，有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担当！”“那些端着红酒，西装革履的场合，不仅仅是应酬交际，也往往是角力场所。”2009年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违反议程，梅大使临场慷慨陈词：“我们不是来听你们民主说教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即便是叙述一件非同寻常的往事——梅大使外交官旅程中难忘而闪光的往事，他的语调也一如既往的平常、从容、娓娓道来，就像说家常一样。让你感到自然、亲切、熟悉，如新知乍到，旧雨重逢。而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潇洒风度、学者风范。令人想起，一个真正有大学问的人，是无需自吹自擂的。有时候平淡就是不凡，从容就是修养，此非好为人师者，夸夸其谈者，唯官为上者，目中无人者，所能为之者也！梅大使少小离乡，乡音能听而不善说，他对我说“你还能说这样的崇明土话，让人羡慕。”我微笑以对，他又说：“能听也高兴，听得出父母的声音，田野上乡亲们的声音，你在《崇明岛传》中有一章《乡音高贵》，我爱看。”也许在国外接触过多种外国语言，有比较，有鉴别，梅大使对中国语言、汉字、方块字也有他自己的理解：“都说中文难学，至少要掌握近2000个汉字，当然要比十几个英文字母难得多。英文说得好的，有行云流水之感，汉语则需要吟哦、朗诵，它在繁复的文字结体中有想象，有音乐美。汉字的意义又和中国儒学相关：它是方正的，它具有稳当性，有中庸之意，行中庸之道。它会让你想起中国5000年古文明的优雅、坚韧和连续。”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各国人等皆以自己民族的语言为美，为自豪。法国人永远以“法国沙龙”为世界第一，法语远比英语优美等等。梅大使说：“对语言的优越感，其实包含了浓重的民族自豪感。世界各国都以自己的语言为美，而互为沟通、交流、影响，是有东西留学，人与货物往来等。凡此一切，均需语言作为桥梁。有语言的美美与共，才有世界的美美与共。”

　　我与梅大使交往不多，但能体会到他风趣幽默的一面，一次共进早餐时，我和他夫人同坐一桌。看了我所要的菜、其中有奶酪和一杯咖啡，梅大使笑着问：“你在法国学会了吃奶酪？”“是的，最好是霉的臭的，还有一天一杯咖啡。”梅大使微笑着说，“在欧洲，一天能喝一杯咖啡的华人，还真不多。但是，奶酪的味道一般很难接受，接受了又离不开。总之奶酪的味道很复杂。”梅大使以“复杂”比喻奶酪之味，用语之独特，使我讶异！他又说：“法国咖啡最好的就是意式咖啡。服务员送过来时，只闻芳香，不见咖啡。”“对，一小杯，又浓又香，一点一点品味，消磨时间，可惜杯子太小。”“大杯的有美式咖啡。”“不喜欢。是刷锅水的味道。”梅大使莞尔，他大概不想评论美式咖啡，转而问我：“为什么不学点法语呢？”“太难，学不进去。”“这是个遗憾。一个作家能精通一门外语，探索其中语言深处的民族性和社会风俗、历史遗韵，是件好事情。”我自觉惭愧，无言以对，却不经意间看见梅大使正用西餐的刀叉，把一块奶酪切成整齐的小片，涂抹在面包上。

　　崇明岛1400多年的历史，并不漫长，但涌现的人物众多。其中先后有两个驻德外交官，更被崇明人视为崇明的骄傲，梅大使其一也。我们说不清楚是何种缘分，早在清末1878年崇明人李凤苞，便担任驻德国公使。1881年，李凤苞又兼任出使奥、意、荷，“往来数千里，周旋各国间，联络邦交。”李凤苞出使欧洲，还负有李鸿章交办的为北洋水师购买铁甲舰的重任，几经周折在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了两艘最新式的铁甲舰：定远、镇远；1883年又订造穹甲巡洋舰一艘，“济远”是也。李凤苞旧宅在崇明城桥镇东河沿，今已不存。相隔八十多年，便由崇明人梅兆荣使德，李凤苞天上有灵，能不称善曰：“吾邑人才，如长江之浪也！”

　　梅大使已驾鹤西去，生病住院期间他叮嘱家人，“不要告诉崇明的老乡朋友。”这两年回老家见不到梅大使，有茫然若失感。问朋友，说是身体不太好，语焉不详却不便细究。是陈伟峰告诉我梅大使已经辞世。从梅大使至亲处得知，依梅大使嘱丧事从简，只在医院有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蓦然间，我想起了《人间词话》中反复论述的“境界”一词，境界之于文也，有佳构出；境界之于人也，有高尚出。梅大使，在我看来，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匆西去，但你的背影尚在，在崇明岛的土地上，在江海涛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