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郭杨如熠

　　最近，许熙正看了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纪录片，这位电影大师聊到，“我58岁那年才走出青春期。”许熙正被这句话深深击中，当然因为他今年也58岁，更多的是对于叛逆持久性的某种感同身受，不断在试图推翻，永远在自我革新。许熙正甚至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没走完青春期”。这一年，他把工作室搬来了崇明。

　　醒来即重生

　　90年代，许熙正几乎承包了台湾乐坛一半流行唱片封面的拍摄。至今，已和数百家服装品牌和大部分时尚杂志合作过，拍过的明星大咖不计其数，从林青霞、梁家辉、叶锦添，到周迅、莫文蔚、韩寒。在他的镜头中，这些明星仿佛变了个人，总能获得“重生”，许熙正被认为是“时尚摄影界的传奇”，也有“诗人摄影师”之称。

　　多年前，某知名先锋杂志邀请许熙正拍男装。一贯不按常理出牌的他，提出想找周迅来当模特。他给周迅发邮件：我想要这个片子，迷离，抽象，吸引人，有温度。周迅回复：如果能做到这样就太棒了。

　　合作达成。这是一组荒僻树林里的大片，女主角在烟雾弥漫中踌躇、奔跑、跳跃，照片里有情绪，仿若梦境，勾人一再观摩。显然，拍摄达到了预期。摄影发烧友深知感觉营造有多难，于是啧啧称奇：果然是许熙正啊。如同许熙正欣赏鬼才摄影师Juergen Teller，认为他最厉害的不是审美，或是技巧，而是对人的处理。

　　许熙正说，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照片中的是周迅。但周迅不介意，她对那种“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美的照片”没有执念，这和他想的一样。拍摄时，周迅在树林中肆意奔跑，不小心摔倒了，便爬起来再跑。“她是个精灵，还是个疯狂的精灵，和我一样，我也很疯狂。”

　　可见到许熙正本人，他待人极其礼貌，且有问必答，疯狂从何说起？试图从外表寻找证据，几次见面，那身黑色长袍的连衣帽，没摘下过，确实不走寻常路。想从童年经历挖点线索，据他回忆，小时候特别调皮，带领全村小朋友爬槟榔树掏麻雀窝，是台湾屏东村有名的捣蛋鬼，常被邻居上门告状，这也顶多算是孩子的恶作剧。

　　聊起自己的父亲，许熙正如此评价：寡言，外表严肃，做的事情却和“严肃”不搭边。“我小时候，家里是开理发店的。我爸那时候没有驾照，有次去台北，居然开了一辆车回来，谁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后来，他在乡下开了一家出租车行，可能因为送人去拍照，觉得好奇，开始接触摄影，还得了业余摄影奖，就关了车行，开起了照相馆。”好奇、爱折腾的血脉基因，似乎离答案更近了一些。

　　了解许熙正的人生经历后，才发现，他所谓的疯狂，关乎自身内在精神结构的重组，体现在每次生活方向的重大转变，只能用他的人生经历进行佐证。

　　由于和父亲关系僵硬，叛逆来得顺其自然，许熙正不想做父亲做过的事，其实那时他的哥哥在做婚纱摄影，家里资源充足，最终他还是选择去出版社卖童书。而有趣的是，小时候父亲总不允许他看课外故事书，他曾因此耿耿于怀。回过头来看，故事总是充满着戏剧性，有时连本人都没意识到，或许玄机早已暗藏。

　　这份工作回报丰厚，可每到月底，许熙正总是口袋空空。“实在想不起来钱都花去哪了，对金钱真的没什么概念。”卖童书期间，许熙正的父亲送了他一台单反胶片机，他空下来就到处拍照。抵挡不了内心深处的喜欢，这时候理性更是使不上力，他暗自思忖，“反正赚不赚钱，最后都没钱，还不如去做喜欢的事情”。念头起了，就无法再自欺欺人，当下决定去做摄影。

　　在许熙正的自我认知中，他是只用右脑思考的人，感性，靠直觉，离逻辑很远。“其实，自从走上了摄影之路，我的人生就开始了不断折腾。”

　　在短暂担任哥哥助理，在影楼打工五个月后，许熙正只身去往台北，跟过两任“师父”。一位是商品摄影师，非常讲究技术，尤其是布光，在当时只有拍立得的条件下，拍摄十分耗时，却让他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底子。另一位是从日本回来的女摄影师，以拍摄广告人像为生，许熙正因此接触到人像摄影，没完没了的胶片整理工作，却无心插柳地训练了他的审美。

　　当时薪水很低，他租在一间地下室，环境潮湿，搬走时，床垫几乎可以滴出水。“我有一个念头，就觉得一定要干好，其他什么都不想，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干好。”许熙正说，他几乎24小时都在想摄影，睡觉时脑子里也是摄影。看到好照片，一定会收藏起来，然后向自己提问：照片为什么吸引自己？用的是什么相机？光圈多少？快门多少？用的什么灯罩？打几支灯？投入的自我训练，带来进步的突飞猛进。

　　1992年，许熙正在朋友的推荐下，正式进入时尚杂志社工作。他翻阅了大量的时装摄影作品，为之着迷，他发现，时装摄影比纪实摄影、街头摄影等艺术摄影更加吸引自己，便认定了要走时装摄影这条路。

　　期间，他去采访知名服装设计师温庆珠，为她拍了一些采访照，温庆珠感受到许熙正喷薄而出的天分，邀请他为自己拍摄服装画册。这一拍，让许熙正一举成名。“当时，整个台湾业界都震惊了，他们很难相信，这组作品出自一位无名之辈。”那时起，许熙正开始邀约不断。拍时装，拍杂志，每天一到两场，这样的高强度工作状态，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

　　他擅长把时装摄影“艺术化”，形成辨识度极高的“许熙正式影像美学”，这在业界持续引发观念震动，影响了一批摄影师。在这份事业中，他的转化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照片背后需要摄影师投入真实的情绪，如果摄影师本身具有磅礴的生命力，拍出来的照片即便由不懂摄影的人看，也能感觉到不一样。”这也是他后来教给学生最重要，也最难学的内容。

　　他的才华把他推向了时尚摄影金字塔尖，也推向了牵住本心的绳子的另一头。他看似适应得很好，几乎忘记曾经为何奔跑。

　　那个年代，在台湾从事摄影的人，大多希望到45岁赚够了钱，可以早早退休，许熙正也被这种想法浸染。直到身体亮起红灯，许熙正才“醒”过来：如果是因为喜欢摄影才去做，为什么会希望早点退休呢。“做着做着偏离了初心，这里面的态度不对了，这样不可能拍出真正的好作品。”

　　2007年，许熙正离开台湾，来到上海，奔赴“重生”。

　　把石头还给石头

　　这场离开，将他的人生分成了两部分。下半场，他几易居所，将自己置身海边、荒漠、郊外，迎来创作的“重生”，体验自我的“回归”。

　　关于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平衡，他一向把握有度。来上海后，他依然功夫在身，依然十分抢手。他和朋友合伙开公司，可毕竟脱离不了商业模式，离他想要的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相距甚远，于是开始嫌弃自己的作品，“怎么可以拍得这么丑”。

　　这个阶段，他在承接商业拍摄的同时，开始了反商业创作的探索——创立了工作室“野草”平台。在这个平台，一群和他拥有一样想法的人，开始共同探索更多创作可能性。妆发怎么弄，灯光怎么打，不做任何设计。对模特也一样，不要求摆特定的动作或表情。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作品，不到最后一刻根本不知道。所有的环节，都在阐述“野草”的态度，放掉技巧，允许无限。

　　放弃对于严密设定的控制以后，收获了一种不用力气拍摄的惊喜。那时起，许熙正开始更喜欢随意的照片。作品中蕴含的能量真实不虚，随着作品能量的打开，创作者精神世界的扩张显露无疑，许熙正决定去更广阔的地方生活。

　　他一直记得有部日本电影里的桥段。东京一位有名的发型师，逃离城市跑去乡下，在海边选一处空旷地，靠自己的双手搭建房屋，开一家朴素的理发店，有顾客时为人剪发，没顾客时就去冲浪。“那样的地方和人接触不会那么频繁，给思想留出更多空间。如果在一个很新的办公大楼里面，肯定没有那种感觉。有时候忍不住想，最好能隔几年就换一个地方住”。

　　在大理时，许熙正抱着“我积累的东西，请随意取用”的心态，从摄影师变成摄影老师。他租了一个民宿，在民宿的院子里铺上垫子，算是摄影课堂。上课在晚上，大家躺在垫子上，就着月色，看电影，聊摄影。“上课内容从不提前准备，课程偏启发类的东西比较多”。

　　学生们都喊许熙正“大叔”。据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见“大叔”前，紧张到不行，做各种心理预设，没想到见面时，“大叔”的一句“来，抱一下”，瞬间温暖袭来，距离拉近。

　　“如果你拍的大部分模特的眼神，里面都特别有内容，就表示这个摄影师和模特的互动非常好。摄影师的人格魅力，可以激发模特内在的力量。而摄影师的生命力，最终来自看待世界的角度。”“你里面有多少东西，就会释放出多少东西，那是需要长期积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还有对‘人’的态度。这是一般人像摄影师比较少做的功课，但它很重要，是一辈子的功课。”这是他反复强调的摄影课程的内核，“生命内容大过于摄影”。

　　大理之后，许熙正又去了西北。他的助理陈澍是甘肃玉门人，跟陈澍去玉门看过后，他十分中意那里的粗犷，当即决定，“就是这里了”。他们租下了位于北坪区后山上的原电视台大院，进行了简单的改造，然后搬了进去，开始综合性创作。

　　身处茫茫戈壁滩，向南眺望，能看到连绵不尽的祁连山。一个废弃的电视台，一头驴子，一群学摄影的年轻人，构成了许熙正的荒漠生活。这是他离开台北后，住的第四站，也是迄今对他影响最大的地方。

　　在玉门，离文明更远，离自然更近。有时，他仿佛觉得可以感知到万物。或许，他所寻求的那个终极创作之“道”，就是要将作品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荒漠待满3年后，许熙正觉得自己的进步，已经超出了出发时候的期待，“进步快到都快不认识自己”。

　　不少人一步步攀爬，修炼到可以四两拨千斤的境界，最后得到的变成了负重，后来却往往千金拨不动四两。包袱太多，就怎么也轻盈不起来了。许熙正说，“真正的成熟，是回到儿童”。

　　渐渐地，许熙正从“大叔”变成“顽童”，爱给别人拥抱，喜欢上重摇滚，比起明星更爱拍普通人，创作内容更不受限，他笑称自己是“许三岁”。

　　“很多人年纪不大，却总觉得自己老了，我和这些人不一样，我永远想要推翻，在台湾的时候，想要推翻上一代台湾摄影师的拍法，现在想要颠覆现在年轻人的创作。”颠覆，体现在“野草”平台的衍变，不局限于“造型”和“摄影”，衍变成一切皆可创意的平台，跨越时尚设计、艺术和摄影。他设计出超出2个袖子的衣服，创立“野草”服装品牌，把服装寄给买家，推出“跟拍24小时”计划。

　　他和陈澍也曾想过在玉门办艺术节，希望可以一起在那里做展览。空城化严重的玉门，让许熙正想到了濑户内海岛，这个曾经的工业废岛，因为举办艺术节，变成了举世闻名的艺术小岛。可受限于当地的城市规划，也因为实在不愿意“迎合”，计划不了了之。在新周刊的一次采访中，许熙正说：“如果一个城市的规划是生态旅游，那推艺术节就是匹配的，才有可能合作。”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上海。也许心中生长出更肥沃的原野，可以让自己在城市也能畅快呼吸；也许几番漂泊积累的功力和成果，只有在城市，才能更多地“供人取用”。

　　可依然需要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如果有一个离城市近、离自然也近的地方，那该多好”，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了崇明。这里是岛屿，这里水土丰沃，民风淳朴，这里更像濑户内海岛。他感叹，“这里可太适合做艺术了，如果把作品铺满崇明的角角落落，一定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