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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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9月11日 星期三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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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书陪伴我四年半
  □ 周山

  十年寒窗,读书成了生命的需要。农活再忙再累,总有忙里偷闲的时间;尤其是阴雨连绵的黄梅天、大雨滂沱的雷雨天,书本无疑是填补精神空虚的最好工具。天一黑,在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机的农村,书本便是漫漫长夜里的良师益友。可是,我这个世代务农的家庭里,哪来可供我阅读的书本?

  有一天,我在“老五”家里看到一本很大很厚的书,是他的父亲从香港买回来的《辞海》缩印本,翻开一看,纸很薄、字很小,且是文言体。我便将它借回家,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就着煤油灯,逐页阅读感兴趣的词条。字小、灯暗,对于本来就有三百度近视的我,颇为吃力。幸而第二年家里通了电灯,灯光有了根本性改善,不再有夜间阅读会加深近视之虑。从有选择地阅读《辞海》词条中不断地扩大着我的知识面和文化视野。我最感兴趣的是文史类知识,可惜词条提供的许多书目,我从未读过,也无从借阅。所以,大部分有兴趣的词条却无法深入理解,只能用“浮光掠影”来形容我当时的阅读状态。尽管如此,这本《辞海》还是给了我很大帮助。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我成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其他几个书记、委员,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那个年代,党内路线斗争频繁,中央的“红头文件”特多,其中有不少历史典故类的内容,宣读“中央文件”便自然地落到我的头上。一拿到“红头文件”,我就先浏览一遍,将不了解的典故文字记下来,赶快打开《辞海》查找答案。这样,我在大队党员会议上、在各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宣读、解释“红头文件”时,听的人都很满意。老支书也很惊奇:“公社里宣读‘红头文件’,也有一些典故没讲清楚,你怎么都知道?”

  这本《辞海》,从一九六九年春到一九七三年夏的整整四年半时间里,始终放在我睡的架子床旁边的那张小木桌上,成为陪我时间最长的伴侣,直至接到了上大学的通知,才将它还给“老五”。此时,原本的新书,已成了旧书。

  回乡的第二年,我发现镇上的新华书店里有一本厚度盈寸的新书,书名《农村医疗卫生手册》。我打开书本翻了一下,发现都是很基础很实用的医疗知识,便毫不犹豫买了一本回家。这是一本针对农村中的各类常见病、传染病、农村劳动中容易造成的损伤等情况,以及预防、救治等技术方法,综合编写的通俗读本。全书共有五百多页,可见内容之丰富。对于一个读过十年书的人,阅读这本书不存在任何困难。而一旦对这本书中的内容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就有了如何应对农村中的常见疾病和劳动损伤的基本办法。

  在书籍匮乏的年代,一旦买了新书,总是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它读完。《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不像文艺书那样有情节有思想,很快就能读完。我花了大约半年时间,总算读了一遍,而其中的许多内容,还须经常、反复地阅读、理解。尽管如此,这些知识只是书本知识;即便读懂,也只是知道了一个“理”而已。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诞生了一个新名词:“赤脚医生”。我所在的生产大队,也先后挑选培养了两名赤脚医生,都是姑娘,都是小学文化,其中一个是我的堂表姐,另一个是我妹妹的同学。在老支书的眼里,一是姑娘比较适合当赤脚医生,二是学历高的青年还会有更好的出路。所以,大队里的五六位高中毕业的男青年都未被列入候选人。我是大队干部,自然更不好意思跟两位姑娘争当赤脚医生了。

  尽管如此,《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仍然是我经常翻阅的书,书里面的那些知识,我应该了解。这一想法,源自我读初小的那位学校创始人张建贤老人。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创办了一所“鹤周小学”,自任校长,兼教语文、美术课。同时,他还通晓中医,附近村民有疾病,都会找他号脉、开药方。远近村民见到他,一声“张先生”,饱含着敬重、感谢。在农村,读书人不应受社会分工的局限,只要是有用的知识,都能为社会服务。也是跨入七十年代的第一年,公社办了一个图书馆,我的一位把兄弟每天晚上都在图书馆担任义务管理员。得到信息,我第一时间便去那里挑选书,把范文澜著的四册《中国通史》借回了家。

  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历史。读初三时,我画的一张中国历史图表,曾被历史老师用图钉钉在一块小黑板上,在初三年级的四个班级轮回展示。但是,当我翻阅四册《中国通史》,才明白初中读的中国历史,只是皮毛。中国历史除了王朝的更迭,更主要的是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读懂历史,关键不在记住王朝的更迭,而在读懂文化的发展。然而,在那个时期,凡是范文澜先生扼要叙述的文化典籍,我都没有读过;有许多典籍名目,还是第一次知道。《中国通史》从第一册至第四册,通读了一遍,感觉历史的深邃,并非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明了。通读之后,我又专拣文化史的内容再细读,总有一种一知半解的感觉。

  范先生的文字表达,尤令我钦佩。第四册的最后一段话,范先生的精彩譬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以辉煌灿烂的唐文化说事,第一个喻:“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第二个譬喻更精彩:“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范文澜先生以这两个譬喻,结束了他的《中国通史》。三十年之后,我致力于以类比推理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是否因为范先生的这两个精彩譬喻,不知不觉间在我心底扎下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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