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龄
我是个出生在北方的孩子。1948年，18岁的我来到上海求学、参军、工作、生活，已达64个春秋，然而对这座城市的历史风貌却知之甚少。
新年伊始，收到南京出版社寄来的一套“民国史料工程·都市地理小丛书”。计《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杭州》共5本。在众多的民国图书中，这套丛书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这套丛书共10本，是我岳父、现代作家倪锡英（1911—1942）在上海等10个大城市做社会调查的结晶，由中华书局于1936—1938年间出版，在当时曾风靡一时。
我一口气读完《上海》这本书，岁月风尘中的老上海，正向我一步步走来——
很久以前，上海只是一个荒寂的渔村，并不为世人所知。它的繁荣与发展，只是近百年多的历史。
公元前334年，楚国把归还吴国的领域划为宰相春申君黄歇的封邑，那时的上海便藉了他的力量，渐渐地开发起来。相传黄浦江就由他发起疏浚，故又名春申江。上海至今还简称为“申”，也是纪念春申君的意思。
晋穆永和年间，上海一代的沿海海盗异常猖獗，时常上岸打家劫舍，便有一位虞谭修筑的沪渎垒，以防御海盗并阻止海沙的流入。这沪渎便是上海东北的松江下游，那时便筑有沪渎域。现在人们关于称上海为“沪”，便起源于此。
上海正式设县是元朝初年（公元1229年）的事，其实只是初期城市的一个雏形，荒芜一如往昔。在上海开辟为商埠不到百年中突飞猛进，跃居全国之首，成为全国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一切新的思想、新的时尚、新的潮流，从世界各方最敏捷地接受下来，再散发到全国各地，成为中国近代物质文明和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总枢纽，又是各国对华贸易的根据地。
从而，一个荒寂的滨海渔村，历经百年沧桑，一跃而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倪锡英的笔下，是一个人工雕琢的都市，它无山无湖，大量的市内建筑淹没了天然胜景。
上海的公园有外白渡桥堍的外滩公园、北四川路的虹口公园、愚园路上的兆丰公园（又名极司非尔公园）等11座。
当时以特区内的公园最为广大美丽。开埠之初，只准外人游览，中国人被挡在门外。刻薄的租界当局，特在各大公园门口挂了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这实在是对国人莫大的耻辱。
民国初年，屡经交涉，才算把它摘去，改为“本园专供外侨游息之用”的牌子，后来才完全开放，中外人士均得入园。
上海有豫园、王家花园、叶家花园等11座私家花园，都是富商所建，非亲朋好友不得往游。有些因子孙不肖公开营业，而大部分目光深远的人却慨然把私园开放，与人同乐。
所有这些公私园林都为喧嚣的上海平添了一抹抹绚丽的彩虹。
老上海是个畸形发展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极端不平等，一方面是冒险家的乐园和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是底层人士和穷人的地狱。
贫富阶层的悬殊，生活的苦乐不匀，造成社会特殊的纷扰与繁杂，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剧烈的竞争中生活。
对于金钱的掠夺和剥削，一方面使上海社会物质建设一天天地进化；另一方面，又使上海社会在精神道德层面上日渐退化，从而使病态的上海社会，充满了虚荣、自私、浮滑、轻薄和欺诈。
撇开消极方面的上海社会观察，若从上海社会对全国和人类的贡献来说，也是很大的。
上海是工商业的总汇，全国的各种商品十之八九为上海制造并远销海外，海外各商品又可以上海为总枢纽，分到全国各地。
说到上海人的生活，倪锡英观察得十分仔细，分析得非常透彻。
他把上海人分为7种典型。分别是要人、富绅、高等华人、小市民、职员、贫苦大众和流浪人。概括说来，也就是上、中、下三层人。
要人、富绅、高等华人是上层人物。公馆洋楼、保镖随身、娇妻美妾，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糜烂至极。
小市民和职员是中层人物，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有相当的财力，生活比较优裕，衣食住行相当讲究，每天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打牌、宴乐、看戏等，有时也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痛苦。
而一般从业人员则因每月收入各异，生活状况也各有不同，大体说来是“清苦、满足”，日常生活纵然说不上舒适，但却也安乐知足。
下层人物有车夫、苦力、清道夫、捡垃圾的、流浪人等，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只是温饱。他们大半是异乡的逃荒灾民，男人拉车搬运，小孩拾垃圾或做童工，老人甚至匍在街头乞讨。
流浪人是指失业或无业的游民。这种人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生活极端地不安定，或以借贷为生，或去做流氓、欺诈、抢偷，或求乞。有钱时便尽情享受，没钱时便连天地挨饿受冻。
纵观《上海》一书，作者以真实、简明、生动的笔触和大量珍贵的图片，记载了上海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交通、园林、古迹等大量史料，对上海的生活印象也有颇为细微、贴切的描写，从而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特色和印记。
时至今日，上海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伫立在历史深处的老上海，却艰难地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着她当年的风貌，从而使我们得以了解她的过去，更珍惜她的今日，并思考着她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