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暴发疫情后，崇明多批医务人员紧急奔赴武汉，全力支援武汉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我怎么能休息呢，这么多人等着我呢！”

　　岳阳医院崇明分院外科病区护士长高玲娣，是此次崇明赴武汉的“逆行”英雄之一。自1月28日以来，高玲娣在金银潭医院北5病区，负责该病区的护理工作。高玲娣说，“每天最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今天又有患者康复出院了！”

　　刚来的几天，高玲娣坦言有点不适应。“口罩戴久了，多说话会感觉胸闷，手上得套三层手套，护理操作起来蛮不方便。”高玲娣说，“在这里，自己什么都得干，因为患者需要我们。”除了打吊针、基础护理、测量生命体征等常规操作外，高玲娣还负责发放盒饭、喂药，帮患者泡开水，倒尿壶，几乎没有一刻停顿的时间，就连工作中允许有一次出病房透口气的机会，高玲娣都选择放弃，“这样可以节约防护服，还能节省时间多帮助几个患者。”

　　每次下班，脱下“太空服”时，高玲娣总是全身湿透，满脸印痕。有一次，因为工作太累，高玲娣在下班路上感觉胸闷，心脏不舒服。院领导通过工作群得知了她的状况，叮嘱她如果身体吃不消，就和组长沟通一下，休息一天。“我怎么能休息呢，这么多人等着我呢！”高玲娣回复道，“请大家放心，我可以的！”

　　虽然工作很累，但高玲娣每当看到病人出院时，就觉得自己再累也是值得的。高玲娣说，希望病区里的患者都能赶快出院，感染的人也越来越少。

　　在高玲娣看来，很多患者不只是需要专业的照护，更多的时候，医护人员在一旁的陪伴，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鼓舞。高玲娣白色的防护服上，写着“崇明三院”几个字。有患者问她：“你们是不是一批从上海过来的医生？”她回答：“是的！”后来，患者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并说道：“上海来的，我们肯定能好。”

　　还有一次，高玲娣发现一位患者半天不说话，不吃饭，更不配合医生检查，整个人感觉很消极。于是，高玲娣就走上前去和她说话，谈谈家里孩子的事情。渐渐地，她愿意开口了，还拿出手机和高玲娣分享家里的趣事。第二天，病人状态好多了，不仅好好吃饭，还配合检查。当高玲娣再次来到她的身旁时，该患者还向她竖起了大拇指。

　　在武汉待了20多天的高玲娣很想家，每次休息时，都会通过手机与家人视频。4岁的女儿会在镜头面前喊着：“妈妈，什么时候回家？”高玲娣就对女儿说：“等妈妈把这边的‘孩子’照护好，就回家了，这里有更多的人需要我。”

　　“等到武汉康复时，我就可以回来了。”

　　要采访茅汉欣，并不容易，他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

　　2月20日，是茅汉欣支援武汉的第24天。茅汉欣，人称茅哥，是十院崇明分院（原堡镇医院）的一名检验师。1月24日，接到武汉急需专业检验人员的通知，茅哥自告奋勇报了名，1月28日他就和几名同事一起坐上了前往武汉的飞机。

　　采访难一是因为茅哥的工作忙，二是他在武汉还“身兼数职”。“昨晚吃完晚饭刚要上楼时，看到保障部同志正在搬东西，就上前帮忙。心里同时在想我反正不上班时也可以帮帮忙，为什么不做点有意义的事呢。”自驰援武汉以来，茅哥每天都会写下简短的话语记录日常，这是他在“武汉第二十二天”中写到的。“既然都已经到武汉来了，能多做一些是一些。”秉承着这样的初心，茅哥下了班就“化身”志愿者，有需要时，他就在居住的酒店里帮忙搬运物资。

　　当然，志愿者是见缝插针“担任”的，在武汉，茅哥的本职工作还是一名检验师。这份工作并不需要直接接触病人，但危险程度并不比临床医生低。“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检验确诊病人的血液标本，通过这些化验标本，来‘确认’病患的恢复情况，给临床医生进一步治疗提供根据。”茅汉欣说。

　　一个病患自确诊后可能需要反复验上几次血，因此做这项工作精力和体力的消耗很大，茅哥和同事们常会感到疲累。不止如此，因为需要长时间和病毒“零距离”接触，茅哥一上班就要穿上厚重的“装备”，工作中还“伴随”着喘不上气的感觉，脱下“装备”后，也常常是满脸印痕。一次和家人视频通话时，妻子发现茅汉欣的鼻梁骨上皮肤破了一大块，茅汉欣立即安慰妻子，笑嘻嘻地说：“那是我皮肤嫩呢。”

　　身体疲累之外，茅哥最难过的还是确诊患者的血指标依旧异常时。“刚开始，检验结果出来后，我都会习惯看上一眼，一看到那些依旧异常的血指标，我心里就会不自觉咯噔一下。”茅汉欣说，其实所有检验师都有相同的感觉，所以大家都拼命想办法提高检测效率，及时为患者治疗提供依据。“所有人都在努力，等到武汉康复时，我就可以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