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1日，作者王国平应南怀瑾之邀去太湖大学堂。

　　当天晚饭后，南怀瑾让王国平和他一起到了六号楼三楼。期间他对口述历史和传记创作进行了更全面的安排，包括吃饭、住宿、交通、采访、撰稿、审稿、发表、出版等诸多事宜。最后南怀瑾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袍哥人家，说了话就算数，也不需要立什么字据。”

　　两个月后的6月26日，作者带着笔记本电脑、换洗衣物和一颗对南师的仰慕与尊崇之心，来到了太湖大学堂，开始了人生中最值得珍藏的一段岁月，那是100天的美好时光。

　　2012年6月26日，这注定是一个将被我一生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向一个名为“太湖大学堂”的地方而去，随身携带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支录音笔、几件换洗的衣物和几本书。那是为口述历史和创作传记而准备的图书，计有《宫女谈往录》《胡适口述自传》《曾国藩》《季羡林口述历史》《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和三卷本民国人文史诗著作《南渡北归》。

　　上午9时15分，我如约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口述史学家谭继和先生在他家中见面，请教有关口述的问题。谭先生得知我要去江苏做南怀瑾先生的口述，非常高兴。他谈到上次我做的南先生关于四川的口述非常好，他在发表前专门就那篇文章向何郝炬和章玉钧做了汇报，大家都很感兴趣，在《当代史资料》上发表后，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

　　谭先生接着说：“南先生是海内外人所共仰的大学者、大宗师，在儒、释、道等诸多领域造诣精深，有大成就，他的口述非常重要，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历史，都有重要意义，一定要认真对待，严肃治史。希望你这次去南先生那里，静下心来工作。同时，要特别注重两个问题：一是请南先生谈他的重要学术思想之缘起，二是要请南先生谈重要学术活动的组织。这是其他学者容易忽视的问题。”谭先生说，他以前就一直想做有关恩师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思想整理，由此可见，这个内容之重要。

　　随后，谭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自己的重要学术著作《巴蜀文化辨思集》，签名后，托我送给南师。

　　10时40分，去成都双流机场。

　　12时10分，飞机起飞。

　　坐在飞机上，看着舷窗外的云卷云舒，我心潮澎湃，今日之行仿佛还在梦中。过去，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竟已成真。此时，飞机托起的，不仅有我的体重，更有巨大的喜悦。

　　15时50分，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17时50分，抵达太湖大学堂。在七号楼总台，我刚一报名字，服务员就说：“您就是王先生！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就在6211房间。”随后，南师的学生牟炼打来电话，说马上到餐厅吃晚饭，南师已经在等着了。我匆匆放好行囊后直奔餐厅而去。

　　南师一袭白衣，精神矍铄，正在与同桌的人说话，不时传来欢笑声。这时，牟炼告诉南师：“国平来了。”南师高兴地对我说：“来了好，路上还顺利吧！”然后让我坐下来吃饭。我选了个位置落座，左边是少林武术大师王洪欣。

　　晚餐桌上，南师仔细询问路上的情况，并非常热切地询问寻找做川菜的家常菜厨师的事宜。早在一个月前，曾在四川待了十年，喜欢吃川菜的南师便让人发短信给我，希望在都江堰市找两位会做家常菜的乡下老太太，来太湖大学堂做川菜。可惜事不凑巧，这么简单的事情偏偏还没有完成，老太太们都觉得太远了，不肯来。南师听完后说：“没事，慢慢找。”

　　晚饭后，闲聊至9时，南师对我说：“国平啊，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啦，你在这里不要客气，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你刚来，很累啦，先休息几天，我们再开始口述，好不好？”

　　南师取下拐杖时又说：“你初来这里，可以到处走走，附近的几个小镇都是江南名镇，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地去看看。”

　　回房间的路上，王爱华告诉我：“国平，你很有福气啊，你住的6211房间，正是老师初来太湖大学堂时住过的房间，老师把他以前的房间腾出来给你住，说明老师很看重你啊！”

　　听了爱华姐的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欢喜，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此时此刻我内心的那一份感动。

　　爱华姐告诉我，房间里的很多家具，都是老师自己设计的，包括床的长度与宽度、书桌的高度、椅子的弧度、窗户的样式等，都是南师亲自测量，绘制设计图纸制造而成的。

　　靠在床上，虽然有些疲倦，我却久久难以入睡，在太湖轻柔的涛声里，我与南师第一次相见的场景又浮上了心头……

　　南师认为，爱摆龙门阵是四川人的一大特色。

　　他点起一支烟，边抽边与我们摆龙门阵：“四川人爱摆龙门阵啊。我在四川的很多老朋友，都会摆龙门阵，听的故事很多。青城山当时有一个传说中的神仙叫周凌霄，据说会飞剑，死了，他女儿还在。还有人告诉我：‘我给你介绍一个师父，青城派的，姓徐。’那个师父叫徐庶，就是《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徐庶，我一听就不去了。那个时候流行飞剑，你们不要笑。”

　　南师自己倒笑了，他说：“剑术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川、康、渝一带这种神话非常多。当时还有人写信给蒋委员长，说日本飞机怕什么，只要学了‘剑仙’的飞剑，用飞剑把飞机射下来，日本鬼子就完了。抗战精神可嘉，乱七八糟迷信的神话也太多。我有一个朋友原来在西康的，后来我在台北碰到了，他请我吃饭，我问他：‘听说你每次给蒋先生写完报告后，一定要在信尾写上，又在哪里碰到一个神仙了，又在哪里碰到一个剑仙了，叫老头子采用，可以来打日本人的飞机。’他说：‘有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当然知道，你当时不就摆了龙门阵的嘛。’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我怕蒋委员长忌才啊，我以前写了很多报告，言必有中，蒋先生都言听计从啊，我就一定会在后面写一些怪话，表现得怪诞，这样我就安全了。’”

　　“四川有个大学者叫刘师亮，北京大学名教授，连谢无量都很佩服他。当时四川军阀乱杀人，俗话叫‘乱剃头’，于是他写了一首剃头诗：‘问道头可剃，人人都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意思是说：你要杀人，别人也就要杀你。”

　　而谈到灌县的灵岩寺，南师更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因为早在1942年前后，南师就经常利用周末甚至请假去灵岩寺。后来，他也是在灵岩寺认识了一代禅门大德袁焕仙先生，因此而成为维摩精舍的首座弟子。

　　南师回忆道，灌县灵岩寺当时的住持是传西法师，早年随欧阳竟无先生习佛，那个时候还是华西大学的教授。一个和尚在华西大学讲课，讲的内容是《爱的哲学》，真是轰动一时。那个时候，灵岩山住的都是什么人？钱穆、冯友兰、李源澄、王恩洋、郭本道、潘子玉、程天放……李源澄当时在灵岩寺的下院铁佛寺办有一个书院，学生、老师都是他一个人，“艰苦卓绝，始终不退”。

　　说起当年从成都赶车去灵岩寺，南师就连声感慨：“当时从成都到灌县有一条马路，也有了汽车，只不过路太烂了，坑坑洼洼的，跑得慢，票价记不得了。当时在四川大后方流行一首诗，是根据古诗改编的。原诗是这样写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经过四川人一改，就成了‘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说着话，南师拿起桌子上的杯盏摆起了地形图：“东岳庙在这里，铁佛寺在这里，灵岩寺在这里。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郭本道当时把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套线装《道藏》搬到这里。不带过来不行啊，不带过来就会被日本人拿走。这些书原来我看不到，这次看到了。平时我们哪里有机会看到那么多书啊！冯友兰先生当时也在山上住了三个月，他下山以后在重庆出版了《新原人》。我还有一个老朋友，也在灵岩寺待过，跟着传西法师，现在九十多岁了，在成都文殊院住着呢，叫净天老和尚。听说他到现在还记得我，还称我‘南教官’，呵呵呵……”

　　南师动情地说：“灵岩寺本来是个小庙，抗战时期，一群避难的文化界朋友都来到这里，他们都是传西法师的朋友。灵岩山不住和尚，却住了一批文化人，老实讲啊，包括冯友兰、钱穆、袁老师、贾题韬，都欠传西法师的情。我们吃他，住他，被他供养，我们也笑他，专门供养我们这一群文人。传西法师说，不管啦。他还非得要供养。我们40年代在灵岩寺住了那一段时间，有感情啊！后来不知传西法师结局如何，我一直在打听。”

　　我恭敬地答道：“听蒙文通先生的儿子蒙默先生说，传西法师是在‘文革’时去世的，据说送行的有两三千人。”

　　南先生这么多年来终于得到传西法师的消息，非常激动，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真要感谢你，他是我的老朋友。当时我们这批人，不论左派、右派，都得到他的照顾，都欠他的情。”

　　我说：“对，传西法师是大学者欧阳竟无的弟子。”

　　南先生很诧异，说：“你怎么都知道？太了不起了。”

　　后来，我将画册《都江堰市灵岩寺百年影像》递给南师，他非常高兴，不住地说：“老弟，这个事情做得太好了。”画册中的扉页便是南师从峨眉大坪寺闭关后回灵岩寺时吟的一句诗：“前从灵岩去，今自金顶回。”随后是著名学者、书法家、文学史家谢无量先生写灵岩寺的一首诗：“远游何必上青城，一到灵岩便有情。未进山门先一笑，满山红叶读书声。”

　　南师一边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一边说：“我们就是从这个水池里挑水喝的，好像叫灵窦泉吧，第五洞天的牌坊还在哦？我记得当时山上还有块石头，石头上刻了一句话：‘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南师话音刚落，一帧刻着“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石刻的照片就映入了他的眼帘。轻轻摩挲着画册，南师仿佛又回到了70年前晨钟暮鼓的灵岩寺中。

　　……

　　此时，万籁俱寂，唯有太湖涛声与南师笑语犹在耳畔。

　　□ 摘自《南怀瑾的最后100天》有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