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崇明刚解放不久，我年仅17岁，结束了饱受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学徒生涯，参加了革命，正式成为崇明公安部队的一名战士。

　　在部队，每天除了正常的操练、看守监狱和到码头等公共场所维持秩序外，还要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和剿匪的重要责任。论当时的生活，我们部队确实很艰苦，穿的是粗布军装，吃的是大锅饭，几乎天天麦粥、麦饭、咸瓜、豆瓣，一个月难得吃一次改善伙食的红烧肉。回忆当时，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生活是艰苦的，训练是紧张的，任务是繁重甚至危险的。可是当时的我，总感到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为什么有这股“劲”？说句心里话，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而且刚参加工作，根本不懂得革命道理，也没听说过马列主义，只是真切地看到：连队领导天天和战士打成一片，亲似兄弟；晚上查铺、盖被，胜似父母。所有的干部都处处为老百姓讲话，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这使我真切感受到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我们穷苦人民的救星！就凭这一点感受，我就很自觉地做到：上课认真听，出操认真练，“公差”抢着干，接受任务不拖延，因此受到大家的赞扬。

　　1949年9月初的一天，排长施元隆、班长胡士兰找我谈话，讲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等党的基本知识，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立刻想到学生意时老板的压迫、剥削；想到参加革命后的照顾、温暖；想到我的二伯、堂兄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干部。听党话，跟党走，一定不会错，内心万分激动，就一口答应了。不久，连队的指导员顾汉才也找我谈话，讲了很多的革命道理，并鼓励我要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深受教育。于是就在当天晚上，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连部会议室为我举行了由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等参加的入党宣誓仪式，排长施元隆、班长胡元兰作我的入党介绍人。从此我就成为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志中年龄最小，入党最早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经过领导和组织的培养、教育，我的思想觉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高，各方面都走在前面。1950年3月挑选至城桥镇公安派出所当户籍警，开展全县户籍制度的首次试点，得到了独立工作的锻炼。试点结束，提为干部，先后在派出所和县公安局人秘股、政保股任内勤。1953年4月调到南通专员公署公安处工作。1956年1月被保送到南京市江苏省公安干部学校学习。1957年初学习结束，刚回到公安处，即被借调至中共南通地委审干办公室工作。

　　正当我满怀豪情壮志，想回报党对我的培养、信任而积极工作的时候，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我的身上。组织上告知我：“你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已被崇明县法院判刑入狱。你在公安部门工作多年，组织上是信任你的，但按照规定，必须调离！要相信党，不要背思想包袱，不论调往哪里，都要好好干，接受组织的考验！”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五雷轰顶，脑子一片空白，忍着内心的悲伤，许久才回过神来，说：“我是共产党员，请组织放心，我会相信党，不论到何处，一定会好好干的！”第三天，我就接到调令，到南通水泥总厂任车间主任。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十年之久的公安部门。在水泥总厂的日子里，刚开始确实带有失望悲伤的情绪，但在工作中我想起了自己参加革命后的点点滴滴，想起了亲似兄弟的班长排长对我的照顾和教导，想起了自己入党时所说的誓言，我开始振作精神，努力学习新的理论知识，带领同事一起认真工作。我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最终会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变得消极，而是更勤奋地学习、工作，尽力将我在党内得到的关怀温暖带给更多百姓。之后我又调回崇明，先后在多个不同岗位任职，在这过程中我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党，踏踏实实跟党走。（注：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反革命问题，直到1983年2月9日，经崇明县人民法院复查核准，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综观我的一生，虽然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非常平凡的工作，做着微小的贡献，但我始终牢记入党誓词，即使在我父亲所谓历史问题长达25年之久的逆境中，也做到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完成本职工作，当好领导助手，并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站错队，做错事，经受住了考验。

　　现在党中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建设的重要部署，我虽然离休了，但也积极参与其中，党员生活一次不落，重读党章党纪，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积极参与党小组的各种志愿者活动，不断学习新的理论知识，用自己的经验帮助身边的年轻党员，起好传帮带的作用，为他们保驾护航。（作者为堡镇离休干部，党龄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