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了十年光阴，我写完了《世说新语校释》。伴随我虽有春花秋月、夕岚晨曦，但更难忘酷暑、严寒，尤其是孤独与寂寞。
开始是畏难，后来是彷徨，最终选择不放弃。从此心不旁骛，奋然前行。
《陶集》我最爱，《世说》亦屡读。在中古文学的华苑里，《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是我最爱读的二部文学名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拙著《陶渊明集校笺》问世之后，阅读和研究的兴趣转向《世说》。新世纪伊始，我给硕士研究生讲过几年《世说》研究的选修课。授课之余，写了几十篇读书札记，考辨、解读此书中一些意蕴特别丰富的条目，并发表过一部分。
在阅读和研究《世说》之初，我就把陈寅恪先生作为最值得效法的榜样。寅恪先生《世说新语文学类“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支愍度学说考》等研究《世说》的论文，探幽索隐，胜义迭出，使我敬佩不已。再有，据说寅恪先生曾有过注释《世说》的计划，后来因为战乱致数据散失而未果。这件事常引起我的想象：寅恪先生未能完成的《世说》注释，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猜想，很可能与他上面几篇论文相去不远，必定是抉发《世说》的历史文化底蕴。受寅恪先生论文的启示，遂萌生注释《世说》的念头。
可是，这一念头存想有年，却不敢贸然付之行动。主要原因是自思功力不够。寅恪先生的论文高标云汉，可望不可及。即或是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也是博大精深。余氏耗时十几年笺疏《世说》，自称“生平著书甚多，唯此书最为劳瘁”（见该书前言）。我与前辈相比，识见不卓，读书不博，欲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谈何容易？又以为解读《世说》工作量大，而来日苦短，完工真不知在何年何月。于是犹豫徘徊，畏修途而作罢。
但钟爱的东西，会常常浮现心头。彷徨之余，我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我认定，年在桑榆，仍然有可能出现灿烂的晚霞。人生的唯一价值，难道不就在精神的创造么？权力、金钱、名位，无不被雨打风吹去，唯有精神可以绵延至永远。终于，我从畏难、犹豫中走出来。解读《世说》的念头遂越来越强烈，以至焦躁不安，似乎灵魂都在燃烧。我觉得应该赶快做，完成我的夙愿。即使最终或许书稿篇幅过大之故，无出版的机会，那么，把手稿送给图书馆，也能给后来者参考。为什么一定要预先保证事情的结果呢？应该先尽力于它的过程。再说，没有过程，何来结果？这样一想，心态渐趋平静，畏首畏尾变为勇敢前行。
从二OO五年下半年开始，由撰写读书札记转到集中力量校释《世说》。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像开足马力的推土机，札札实实地向前推进。不停地写，反复地改。经过整整五年的劳瘁，到了二O一O年春天，终于完成了全稿。加上之前写作札记的时间，算来前后已有十年了。
有关《世说》的校注本，目前流行较广、价值较高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其它以普及为目的的注释本更多。这些著作，对于普及《世说》和推动《世说》的研究，都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但学术总须新变，总要反映每一时代的文化和审美意识。我理解的学术史是环环相扣的链条，每一环都自具特色。我们接续前辈，在接受他们的赐予之后，又须作出新贡献，赐予后来者。每一时代的学术既是继承，又是创新；既是传统，又是现代。本着这样的认识，我在校释《世说》时，尽量吸收最近几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注重实证和考辨，提出自己的见解。
除了吸取国内学者的成果之外，还参考十七、十八世纪的《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我发现一二百年之前的日本学者对《世说》的研究已有相当深度，常有真知灼见。根据国内几家图书馆联合编写的目录，在上海找到了四种。二OO九年十一月，沈阳已是寒风刺骨。我到辽宁省图书馆查找日人竺常的《世说抄撮》十卷。馆里的工作人员倒是热情地接待我，在馆藏目录查到有此书，然而很奇怪，却找不到卡片，末了遗憾地说：“不知道书放在什么地方。”使我千里寻书，抱恨而归。又过了一个月，我请南京大学的校友帮忙，查找南京图书馆所藏日人田口颐的《世说讲义》。目录上有这部书，但图书馆告知该书已封存，读者不能借阅。为何封存？为何不让借阅？何时能够借阅？一切都没有解释。真是咄咄怪事！叹息之外，我又能何为？现在，拙著仅参考了四种日本旧注本，敬请读者谅解。
回顾自己读书和研究的经历，基本上为兴趣所左右。我喜欢中古文学的奇情异彩，尤钟情于魏晋。故读三曹诗、读陶渊明、读《世说》、读谢灵运，津津有味，不觉怠倦。沉潜赏玩久了，若有所得，便发而为文。往昔校笺《陶集》，中间研究青楼与中国文学之关系，后来校释《世说》，颇似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有兴趣含英咀华，无兴趣味同嚼蜡。读书、研究好比恋爱，苟非所好，勉强为之，结果唯有痛苦而已。只有感觉兴趣的书，有趣味的问题，才有可能长久地钟爱她，迷恋她，终生为之缠绵，而决不放弃。《陶集》和《世说》，便是我的最爱。二十多年来，我沉浸在这二部名著中，忻忻然不知老之将至。
当然，在现行的学术研究管理体制下，凭兴趣的研究，往往得不到项目经费的资助。我先后校释《陶集》、《世说》，没有得到过分文资助。但此有何妨！没有经费资助，照样能作出有水平的研究。学术的本质是精神创造。精神创造虽亦“有待”——须物质的支撑，但终究与金钱无必然的联系。唯有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才是文学艺术创造的首要条件。揣摩上面的意图，钻研弄钱的诀巧，请托奔走，四处折腰，志如此屈，情何以堪？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我凭兴趣研究，不靠立项资助，不存在“欠债”的心理负担，所以能比较从容地赏玩所喜爱的作品。庆幸我三年前从讲台上退下来后，无开会之干扰、填表之无聊、评估之作假，获得了自由创造的更大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这部书的撰写，使我再次深切地体会到，没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以项目经费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学术的主要标准，不仅滑天下之大稽，而且会严重毒化学术环境，会绑架学术，彻底扼杀学术。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致徐复观书》）十力老人的警句，指出了知识和人格双重堕落的原因，这在浮躁虚假之风弥漫天下的今天，尤具警世意味。潜修和枯淡，必然自放于寂寞之境，与孤独为伴，无缘鲜花和掌声。然而，远离浮名和虚荣，得到的却是自由和宁静。只有孤独、寂寞，才能内视自身，遐观六合，烛幽照冥。惟有静境，才适宜精神的创造。试看历来的人格修炼者、文学艺术的探索者，有几人不是孤独和寂寞？先哲云：“守寂寞而存神。”（《后汉书·冯衍传》）只有身处寂寞，才能用志不分，拒绝外部世界的诱惑，神清而气爽，淡泊而充实。寂寞孤独，实在是精神创造者的乐地。追求精神和艺术的高标者，也必然会踵武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枯槁而不改其度，憔悴也自得其乐。自然，十力老人的话，只可说与追求知识和品节者听，而未可为慕浮名、爱虚荣者道也。可叹黄钟大吕，将至沉寂，遑遑然奔走之徒，几人能谛听希声之大音？
二十多年来，我结庐人境，轩冕有时而过，故偶尔也“未能免俗”。但我的大部分时日，远离高谈阔论、觥酬交作之地，而宁愿选择孤独和寂寞。我默默地磨砺我的剑。先是用了八年的时间，撰写《陶渊明集校笺》。于我而言，沉潜《陶集》的八年，是求知求真的探索经历，也是祛浮名、弃虚荣的人格修炼的过程。尔后，我又写出了《陶渊明传论》。彷徨数年后，再用十年时间，完成《世说新语校释》。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出入于陶渊明和魏晋名士之间，尚友千载，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当年，谢安称谢鲲道：“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我读《世说》于此，常会心而笑。惟恨碧落黄泉，罕遇七贤。然“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拘束，保我本真，放飞心灵，于孤独寂寞中庶几可至。我爱陶公真率，亦慕江左风流，但以我性情而言，终究觉得陶公亲近。那位一生枯槁，咏唱“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的高士，才是我服膺的精神导师。因此之故，我也终究学不来做学林“名士”，而止宜为学林隐士也。
虽说十年一剑，但我自知此剑远非锋利如切玉之刀。材料有待充实，语言尚未雅洁，见解未臻精妙。《世说》作为魏晋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名著，如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我尝试解读之，虽然稍有所得，但离揭示她的深厚内涵尚远，有些地方仍一知半解。我希望喜爱她的读者和研究者，在指出拙著的谬误与不足的同时，能集思广益，一起来解读《世说》的奥妙。
最后，我要再次表达我的感恩之情。首先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没有昌平先生的知遇和帮助，拙著不可能问世。他一开始就要求我一定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始终记住他的鞭策，坚持精品意识。再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陶集校笺》的出版，也与昌平先生的关爱密不可分。现在，当我左《世说》、右《陶集》之时，满怀对昌平先生的感激之情是非常自然的。
在拙著撰写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为我查找域外图书数据提供了方便。我的同事沈茶英老师，学生金柯、魏明扬，前几年跟我一起学习的日本留学生大立智砂子博士，也为我查找资料出了不少力，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斗转星移。院子里的那棵老葡萄树不知经过多少回的衰而荣、荣而衰，主干上的皮裂开成条状，褐色，薄薄的，像寒风中的褴褛衣衫。时已深秋，枝上是枯叶，树下还是枯叶。看到它，不由想起《世说·黜免》中殷仲文的感叹：“槐树婆娑，无复生意。”其实，等到春天，老树也可再荣。至于人生呢，却注定要被日月无情地掷向衰损之淖中，直至灭顶。我真不知道上帝能否再赐予我足够多的孤独和寂寞，让我能以日渐衰损之力，将余生的全部，投之于烈焰，化成一支新的、锋利的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