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施燕
龚斌不好酒，席间有人拿他钟情的陶公激将他，他亦不屈就，“古人是一边饮酒，一边作诗，今人是只知饮酒，不知诗为何物了。”
乍闻此言，触动，无语。
又有人聊到打麻将。他摇头说自己除了读书写字，其余皆少了一根筋。“其实读书与打麻将，未见得哪个更高尚，哪个便低下，各得其乐而已。”又补了一句：知识分子往往脱不了“肉夹气”。
他言语的潇洒、放达，端的一种明媚与风流。一生浸淫中古文学，出入魏晋名士之间，尚友千载，读书万卷，其姿态、行止远比一般尘世中人有趣的多。
有关其人其事，略听得一二。才情高，学问深，任真放达，直道而行。总之，这是个有风景的人物。
上岛咖啡，二楼，静。龚斌如约而至。
个子不高，眉眼俊朗，言谈悠悠然，如行云流水。但也许骨子里仍是激荡的。
十年前，我在竞存，校友录里初识先生的名字。有关其人其事，略听得一二。才情高，学问深，任真放达，直道而行。总之，这是个有风景的人物。
生于1947年，崇明新河镇。那也算是个古镇了，有书香，有文脉。出了不少有份量的人，有文人、画家、音乐家。
他自幼聪明，却也开化很晚。小学第一天，只穿一条短裤衩便进了教室，被老师一把拽住，他还茫茫然。下课了，与小伙伴们“长枪短棒”，追追打打，闹得“拆天拆地”。
“但终究还是懂了，人生来要注重容止、礼仪。”知识，教育，让他懂得审美，并一生致力于对美的探究。他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全凭母亲柔弱的双肩支撑。所幸，功课是出奇的好。而贫苦亦磨砺了他，其坚韧的性格，同样支撑起他后来的学术研究。
听说小学时，便有女老师称他为“天才”，问及此事，他轻笑道，“没有的事。不过是喜欢看几本书，作文也写得不错而已。”
很小他便迷上了文学。最早接触的，是从小伙伴家里淘来的旧小说，《三侠五义》、《双美奇缘》、《三国》、《水浒》，诸如之类，囫囵吞枣，似懂非懂。那年月，读书的渠道很窄，而一旦有机会捧在手心里读的，多少年后回望，都是些永不褪色的经典作品。过目不忘的他，做学问的根基早早便已打下。而读书，也成为他一生的向导。
如今资讯发达，书山书海，而我们已不知要把花夹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时代的幸，或不幸？
高中毕业，时在遥远的1966年。大学梦破碎，两年后下农村锻炼。迷茫岁月，是文学拯救了他。他亲近缪斯，学写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发表的诗。转机来了，他因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了一名“土记者”。写通讯，写报告，写曲艺，当然，也兼写大字报。一时意气风发，方圆多少里，无人不识君。
多少年过去，文革已是陈迹，太多的人选择失忆，他则拒绝遗忘。他不否认，当年曾是狂热的红卫兵，在“派仗”中写过无数大字报。而今先生说，“忏悔之心时有，我决不会回避”。究其实，是个有真性情的人。我折服于他对那段历史的反思，与担当。
1970年末，被推荐至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很快入了党。第一首诗发表于《解放日报》。很多年后他说，“我个人的际遇，与时代的大历史同行。政治清明，我便安好，政治混沌，我亦倒霉。”总之，那一年好事接踵而至，他简直成为风云人物。紧接着，写下一系列诗歌，散文，小说，才情愈发不可挡。
彼时，政治取代文化，成为教育的第一要义，一切真善美的最高标准。他因出身好，政治清白，又兼才情出众，被上面看中，进入市委写作组，搞文艺评论和“革命文学”创作。一时前途无量。
然他当时便持怀疑，“所谓革命文学，到底有多少文学价值？”大学课堂形同虚设，大批判与“开门办学”，替代了系统的课程学习。唯复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让他如饥似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向他展示着何为真善美，何为神圣的文艺殿堂。越深入阅读，越思考；越思考，越启发一个人的良知。
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觉醒了，内心便要掀起一场真正的革命。常人看来，这个年轻人真是自毁前途。他拒绝再献媚于政治，献媚于“当权派”。学习讨论会上，他当场质疑“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文霸！”的慨然之语，对他的思想批判也随之而至。
看似出自偶然。然所有偶然无不是点点滴滴之累积，如个性，如修为，如机缘。即便最落魄之时，他一天也没停止过读书。
时代如此荒谬，诡异。你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你想要真理，有人便赠你“运动”。白非白，黑非黑，梦里都是颠倒的声音。
1974年，27岁，龚斌因为被批判又出了大名。之前是在云端，一夜沦为“异端”。
原本可以留校复旦的，后被下放还乡。还捎了顶“有政治错误”的大帽子回来。在堡镇一家小化工厂劳动，寂寞暗淡，四周尽是异样之眼光。风声依然鹤唳，监视、告密、揭发、批判，到处潜伏危险，稍一不慎，便有没顶之灾。
他正在恋爱。她是他的高中同学，出身于新河镇上有名的商号“樊裕泰”。家境好，功课拔尖，还生就一副娇好的模样。他的痛，他的辗转，她皆明了。很多年后的今天，先生学术成就斐然，仍动情道：“我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是她！”
她一直陪着他，风雨来袭如此，此刻岁月静好时亦然。我听先生谈话之际，她亦坐在一边，不时用温婉的、带着崇拜的眼神望向他。说到当年的磨难，眼中泛起泪花。
他们的爱，堪称人间的典范，俗世里的一个传奇。何为崇高，忠诚？何为同甘共苦，不离不弃？他们一生的相守，便是全部的答案了。
挨了批，下了放，饱受了困顿，旁人以为他在谷底，人生自此荒芜了。然就在两年后，文革结束了。谁料得时代会如此善变呢？但总是可喜的，虽然他因挨批而“饮誉”，未因此誉而招来好运。复旦来函，想招他为“工农兵研究生”，好事未果。徘徊复徘徊，两年后的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悲与欣，祸与福，知识分子一次次为我们提供特色鲜明的世态图景。
谷底重生，暗藏怎样的一份精气神呢？此刻，他在对面笑着说，“我是不甘啊。党纪处分是撤销了，能再给我书，给我笔，我就了无遗憾了。”
又说道，“个人无非历史的浮尘，历史的机会来了，我刚好接住了而已。”
看似出自偶然。然所有偶然无不是点点滴滴之累积，如个性，如修为，如机缘。即便最落魄之时，他一天也没停止过读书。古今中外，无所不涉。他读书是拼了命的。当年备考南大研究生，时值酷夏，他从复旦图书馆借了整整两旅行袋的书，一个人在长江边苦读数月。复试通知书来了，他书已还掉，重又把两旅行袋给背回来，又苦读一月，中了。
“我就是一野草，凭悟性与韧性生长着。”曾经蒙难，他内心仍感谢这个时代，因苦难给他向上的力量。再遥想复旦当年，写作组的时候，他四处采风，走了很多的地方，到底开了视野，纳了气息。他一生寄情山水、埋头学问，多少受惠于逝去的时代。如他所言，“读书，思考，行走，写作，乃是人生的大美。”
在南大，师从王气中、管雄两位教授。前者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专家，后者受教于国学大师黄侃和汪辟疆先生，其对《文心雕龙》和汉魏诗歌的研究为学界景仰。受两位恩师指导，龚斌遂与魏晋文学结缘，自此确立他终身的研究方向。
俱往矣，前半生的宠与惊。后半生，他要与学问为伴，守寂寞而存神。
学术须有争论，才能去伪存真，而争论，是需要有勇气的。他是个学者，亦是个勇者，分明可见其年轻时代在复旦的影子。
1981年，龚斌获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学位，从六朝古都回到繁华大上海，在华师大中文系，从事魏晋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论魏晋，总脱不了“风流”二字。冯友兰先生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道尽“魏晋风流”之妙。而龚斌眼里，“最得魏晋风流之精髓者，当属陶渊明。”
那个一生枯槁，咏唱“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的高士，是他服膺的精神导师。至今他手捧陶集，仍会怦然心动，如晤故人，如见佳人。
总有些秘密与惺惺是在骨头里的。你所拥戴的人，往往也是与你性情相近之人。当年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为他招来了祸。语出李白，追根溯源，却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他笑言，“我与陶公神交了千年以上。”
求历史之真，是他学术研究的原始动力，心心相契，是他理解古人的根本途径。1987年，他开始写作《陶渊明集校笺》。沉潜八年，终于脱稿。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经面世，引来海内外学界高度评价。之前，有不少大学者，包括梁启超、王叔岷、王瑶等，在陶学领域的成就已是斐然。而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新的发现，新的解读，打开了新派陶学研究之门。他的著作，成为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亦是陶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学术上的出色成就，为他在陶学界赢来很高声誉。外出开会，或同行碰头，有人索性这样称呼他，“渊明兄来了。”这只是皮相，内里，他的根底甚深，多少年如一日，沉入浩瀚的资料库，去粗取精，刮垢磨光，虽艰辛寂寞，却也筑就了他学问的高度。
不仅辛劳在案头，还不乏野外调查。独自赴江西、安徽，访陶公故里，觅陶氏宗谱。途中，一度无可宿之处，交通亦不便利，借于极简陋的东林寺，粗粝斋饭，食之难咽，却也乐在其中。
他是深谙审美的至高境界的，那也是陶公精神的本质：寂苦又何妨？倘心中有情，遍地都是风景了。更何况，这求知求真的探索经历，亦被他视作是祛浮名、弃虚荣的人格修炼之过程。
后人也有看不懂陶渊明的，这个奇怪的老头，一会儿出仕，一会儿归隐，玩的什么花样儿？大约他还是心系着做官的吧，如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所谓“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独善之外，看仔细了，多数都在翘首。
史上极罕见的高士，俗人看懂他谈何容易。“有人甚至说陶渊明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小人，还有人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全面颠覆他，将超凡脱俗的高士论证为处世圆滑，不愿得罪官府的乡愿。”后世如此解构，龚斌甚为不屑。
中国历史上，隐士多如牛毛，而真正的隐士，形同张岱笔下的西湖，人只有“两三粒。”这两三粒中，自然是有陶渊明了。而龚斌亦曾有言：“我做不来学林名士，一生止宜学林隐士也。”
有关对陶的争议，近年来还有个话题，即陶集的“异文”。
一个典型的例子。哈佛大学教授、华人学者田晓菲在她的《尘几录》中提出，后人是通过对陶集的“异文”，有意识地创造了其“平淡自然”的文化现象。言下之意，那个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陶渊明”，是后人虚构出来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此论断，引来了一些学问尚浅的年轻人的喝彩。
“今人并非不能质疑古人，但若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下转5版）
（上接4版）和对伟大作家的敬意，结论难免失之偏颇。”将传统文化思想生吞活剥，故作惊人之论以博眼球，这种浮躁的学风，令先生担忧。作为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会长，他先后写下《陶渊明异文问题之我见》、《拆碎七宝楼台：解构陶渊明》两篇论文，发表于国内核心中文期刊上，以此作为对田文的驳斥。
学术须有争论，才能去伪存真，而争论，是需要有勇气的。他是个学者，亦是个勇者，分明可见其年轻时代在复旦的影子。
争议到此，后来没了下文。浮华世界，很多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丑化、被边缘化了，喧哗声甚至盖过了最本真的声音。但先生也相信，“瓦缶终究是瓦缶，沉寂一时的黄钟，总会重新响起，回荡至未来。”
历史之真与精神之美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学界普遍认为，这是龚斌校释本的最具价值所在，也是该书最动人处。
生命不息，潜修不止。人格与学问的修炼皆永无止境。
当年，谢安称谢鲲道：“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而今，龚斌说：“我读世说于此，常会心而笑，惟恨碧落黄泉，罕遇七贤。”
中古文学的华苑里，《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是他之最爱。自2000年起，龚斌暂时离开他的精神导师陶渊明，亲近江左各具神韵的一群名士——转向《世说》研究。眼下，三卷本《世说新语校释》已出版，煌煌百万言，是他学术生涯的又一高峰。亦是老去了十年光阴的结果。
《世说》，一部奇异真实、写满美的文本。“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总之，魏晋人物之风度神情，无不恍然在目。我之前未读过此书，因先生的缘故，被吸引。发现它的妙处还在于，不论自哪一页读起，都见山见水，淡远之至，亦绚烂之极。
如随手翻到的这一页，讲到桓温图谋篡晋，谢安于生死存亡之际，从容不异平常，其神姿之旷远，竟使桓温退兵。可见人格的美，抵得过百万雄兵。
“当然，美也要有人懂得并欣赏。倘桓温只是一介武夫，不知美为何物，谢安再作洛生咏，也难免刀斧之灾。”龚斌说。
他的《世说新语校释》，除考索之翔实、解说之通透外，对魏晋美学的阐释，颇具襟怀、识见和趣味。如“桓温金城泣柳”，世人以为这仅是英雄迟暮、大业未成之悲伤，他在校释中云，这亦是“对万物变动不居以及个体生命短暂易逝之深沉体验，遂成魏晋一往情深之典型形象，凄美独绝，历千万年而魅力永恒。”
历史之真与精神之美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学界普遍认为，这是龚斌校释本的最具价值所在，也是该书最动人处。
三十余年学术生涯，往昔校笺陶集，中间研究青楼与中国文学之关系，后又校释世说，这一路跋山涉水，他比喻道，“颇似王子猷雪夜私访戴安道，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兴是尽了，却也少不了中途的煎熬。尤其世说校释，有前人余嘉锡等注本珠玉在前，后来者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不是没有过畏难的，甚至，当时有无出版可能，亦是个未知数。然钟爱之事，总浮现心头，学术之传承和突破，总得有人来接续。“名利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精神可绵延不绝。”
整整10年，寂寞而劳瘁。为学之道，即便出于热爱，也注定是艰辛的，远比尘世俗务对作者的索取更多。他做学问，没有“项目”，没有经费资助，唯有自由自在的沉潜玩味。许多人眼里，10年冷板凳坐得不可思议，全中国打着灯笼也难找几个了吧？
不是没有机会申请“专项”或“课题”之类。然于他性情而言，最痛恨填表之无聊，评估之作假，最轻视漂浮于光鲜场面，为“五斗米折腰”之人。他所要的，是“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不靠立项资助，不存有欠债的心理负担，心灵反而更辽阔自由了，“学术的本质是精神创造，精神创造虽亦有待，有待物质的支撑，但终究无必然联系。”
终究觉得，眼前这个学问之人，是有真底气，有真货色的。看看同时代的一些学人，便会感慨他的声色之迥异。
胡晓明教授为《世说新语校释》作序，称道龚斌的文史诠释的境界是“深深海底行，高高山上立。”这真是值得庆幸的，魏晋之遗风，还没有完全失传，世间有创造美的人，就有懂得欣赏美的人。
一个肤浅的建议给先生呈上：竖排、繁体版的《世说新语校释》，何不再尝试一下简体的版本？你看，很多“大师”都登上讲坛，拿经典通俗化了，也有因此而扬名的。
他在一边笑了，说学问不是娱乐，这样的书，注定是给少数人读的。准确地说，凡是一流的学术著作，都是给一流的研究家读的，一代又一代，接续着永恒，和无限。
他也不无感叹，日月易迈，人是一天天老了，“我真不知道上帝能否再赐予我足够多的孤独和寂寞，让我以日渐衰损之力，将余生的全部，投之于烈焰，化成一支新的锋利的剑。”
好了，人生苦短，所有的文字无非是一番心意，一种致意。
致“少数人”。谁能说不是“无限”的少数人？